人物名片：刘志民，1918年5月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左家坞镇仰山村。1942年2月参加革命，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仰山村武装班长、党支部书记，车轴山和老庄子区区委委员，小张各庄地区区委书记，新军屯地区区委书记，冀东十五分区武装部长。1955年转业后，曾在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工作；1971年调四川参与三线建设，任副厂长，川北技工学校校长、党委副书记；1980年7月调至211厂工作，1981年离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全面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1933年春，又把东北军赶到关里，随后占领唐山、天津和北平。面对野蛮侵略，这里的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在冀东一带，与敌寇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

刘志民就是曾经的一位亲历者。已经97岁高龄的他记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从前，但70多年过去了，他对自己经历的那段抗战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为山口根据地站岗放哨

“紧走慢走赶到‘山口’”，“早走晚走赶到‘山口’”，在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意思就是山口安全，生命有保证。

上述“山口”就是当时河北省丰润县仰山村。面对鬼子的“三光”政策，地方党政军，少则几个人，多则上百人都住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被捕或者牺牲，上述口号由此而来。为了保密，丰润县仰山村一直被叫做“山口”。

地方党政军之所以如此信任“山口”，是因为时任武装班长的刘志民、办事员和几名通讯员组成的一个简易村政权将哨岗摆在了核心位置。

“当时没有现代通讯手段，24小时都要有人在村子周围站岗，固定岗、流动岗、联络岗、“活动树”岗全都用上，全村每天要派60名青壮年执勤。”刘志民说，“周围有7个敌人据点，远的15公里，近的2公里。岗哨是第一要务。”

据刘志民介绍，“活动树”岗实际上也是人岗，即派两个人到南山上看守一颗松树，敌人由东来，就让松树向西倒去，敌人由西来，就让松树向东倒去，全村的人都要注意这棵树。

联络岗是夜间使用的。派两个人到距离最近的敌人据点不足半华里的地方站夜岗，站岗人手拿两块石头，敌人一出动，两个人边敲打石头边跑，提醒大家听到声音后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

“这些办法坚持了多年，效果很好。总之，敌人来我们走，敌人走我们回来。”刘志民说，“除了为党政军站好岗放好哨，接待部队吃住，也是山口根据地创建的目的之一。”

做八路军的坚强后盾

山口的战勤工作有几大特点：往来传递的信函、消息多；引路、护送过往的军、政人员多；接待来村住宿的同志多；运转、储存的军需物资多；本村需要优抚的抗日军人家属多等。

时任丰润县一区十三区组织干事、区委书记的刘志民意识到，要把每一件事都有条不紊地做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不慎，轻则影响任务的完成，重则遭遇到敌人的袭击。其中，接待来此住宿的同志给刘志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每一天接待安排几十名同志住宿，村里就需要动用大部分的劳动力为之服务。如果以每两个人借住一间房子计算，就需要借20多户人家的房子，而且这些住宿的同志不是一起来的，我们就要多次地带人找房子。”刘志民说，从北街跑到南街，从东头跑到西头，找完房子之后还要一拨拨地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安排好住宿之后还要马上烧水、煮饭、准备灯火等。

一户户的家庭主妇为之奔忙不休，仅仅这一项任务就耗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刘志民一直强调自己没真正打过仗，但是作为丰润地区八路军的后勤保障团队，他们发挥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面对如此繁重的战勤任务，刘志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带领仰山村的干部和群众们机警、谨慎而又勇敢地完成了党和人民托付的任务。

在游击战中闹革命

“七·七”事变后，日寇加大了向全国各地进攻力度，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致使我党遭受了巨大损失。

上世纪40年代初，丰润县委把正在山区搞农村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刘志民调到唐山郊区工作，任区委组织委员、武工队队员。

这个地区统属敌占区，周围多个敌人据点，区中心还有一个日军飞机场。敌我之间，明里暗里，开展工作难度很大。县委要求以游击战的方针开展工作，即敌来我走，敌走我来。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破坏敌人的设施，打击伪政权。”刘志民说，“也要组织力量打伏击战，打尾不打头，打完马上转移，让敌人‘找不着北’。”据刘志民介绍，他们有效地开展斗争，使敌人产生了“三怕”：一怕武工队的枪，二怕民兵的地雷、手雷，三怕游击队的埋伏突击，以假乱真。

“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战法，真真假假，搞得敌人成天晕头转向，胆战心惊，闻风丧胆。”刘志民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敌后斗争，十分残酷。“面对近乎疯狂进攻的敌人，我们军民上下一条心，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最终取得了胜利。”刘志民说。

没过多久，日军投降了。而刘志民和他的战友们并未停下脚步，他们重新组织人员，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展开进攻，直至新中国成立。（冯松龄/文 宿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