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全，1924年生，山西省平顺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9师特务营，任电话班长。抗战时期参加了百团大战、麻田八路军总部保卫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1947年转业到“刘伯承兵工厂（国营342厂）”工作。1965年由342厂调入七机部519厂工作，任电话班长职务直至1984年退休。

在位于山西长治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519厂职工家属区，记者见到了居住于此的八路军老战士王富全。看到记者到来，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王富全手扶沙发站起身来，笑容满面地与记者握手打招呼。

也许是战火的历练能强健人的体魄，从五官上根本看不出王老今年已是92岁高龄，倒像是七八十岁的样子。

据王老家人介绍，老人的身子骨比较硬朗，除了最近听力有些下降外，视力、行动都还不错。前些年记忆力很好的时候，他时常会给旁人讲述自己以前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的往事。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经历不知不觉地从老人的头脑中消退了，只化作少许皱纹留在老人的面庞上。

王富全是1939年在自己的家乡长治市平顺县参加抗日队伍的。那时，侵华日军侵占山西多地，八路军在此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创建了以太行山和太岳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为晋冀鲁豫边区，成为当时华北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9年的一天，王大任（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带领八路军队伍来到了平顺县西五马村，16岁的王富全和许多同乡一道报名参军。后来，王富全被安排到了129师特务营，主要负责情报传递工作。那时，刘伯承是129师师长，邓小平是政委。

日军侵华期间，对占领区的山西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镇压，经常对游击区和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掠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抗日武装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战斗，情报工作对于作战指挥极其重要。

王富全回忆，每次执行情报传递任务时，他都要脱下军装、卸下枪支，换上普通百姓的衣裳，将写有情报的纸条小心地塞进右侧裤筒里。当年百姓生活困苦，衣服上有很多破洞和补丁，他正是通过裤子上烂了的小口把纸条塞进裤子里的。

头上裹着白头巾，扛上锄头，一幅村民打扮，这样有利于隐蔽自己，顺利传送情报。送信路上，王富全会时不时用手摸摸裤子，确认纸条没有丢失。

“纸条很重要，千万不能弄掉了。”王富全对记者说。按照规定，情报传递人员未经批准不能看纸条上的内容，一条情报也需要多人接力传递，这既有对于情报人员体力消耗的考虑，也与保证情报传递过程中的安全性有关。

在王大任的领导下，王富全参加过多次打击日寇的战斗。时至今日，他还能回忆起自己参加长治老顶山和长子北高庙的战斗情景。

“日本人武器先进，八路军都是小米加步枪，咱的武器不如他们。”王富全说，八路军打仗很讲究策略，非常注重“以智取胜”。

1945年初，八路军对盘踞在老顶山山上寺庙中的日伪军进行反攻时，就是采取了里应外合的策略。八路军首先将临时为日军统治服务的“维持会”会长争取过来，了解到日军会在元宵节走出碉堡、到前院维持会吃饭，于是决定采取智取和奇袭的战术夺取老顶山据点。

战斗打响时，八路军安排到维持会给日军做饭的“民夫”作为内应，与外围埋伏的部队同时对正准备聚餐的日伪军发起攻击，王富全当时就在打伏击的队伍中。由于作战计划周密，敌人很快被控制住，八路军成功收复了老顶山这个长治城东部的制高点。

后来，王富全担任了邓小平警卫班具体负责通讯工作的电话班长。抗战胜利后，他转业到长治当地的兵工厂工作，继续担任电话班长一职，直至退休。

为表彰王富全对革命和解放事业的贡献，有关方面给他颁发了一些纪念章和荣誉证书，可惜没有留存下来。难得的是，王富全的八路军臂章一直保存了下来。白色麻布上用深蓝色印制的“八路”字样有些退色，但仍能清晰地辨认出来。臂章的反面，印有部队番号和手写的王富全姓名，职务一栏用钢笔写的“电话班长”四个字，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清。

王富全对他的臂章十分珍视，小小的臂章承载着太多的记忆和过往。采访中，他高兴地拿起臂章放在自己的左臂上，给记者比划穿军装的样子，然后又小心地把臂章捏在手心里。

在家颐养天年的王富全，尤其喜欢看革命战争题材的电视节目。每当电视里播放战争片，老人都看得特别入神，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70多年前的战争岁月。（刘淮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