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钱维松，1926年生，浙江省嘉兴市人。1944年4月参加新四军，在军工部生产炮弹武器。曾任原航天部科研局局长，原航天部、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常委，1996年离休。

最后一课不期而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天，在南京挹江门附近，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举着小拳头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日寇！”纯净的小脸充满了愤怒、泪流满面……

正在街边玩耍的钱维松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并在心中埋下了抗日的信仰种子，那一年，他正好5岁。

1937年，一场全民求生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凶残至极，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走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钱维松也举家从无锡逃难到了上海。然而，上海也没能给他们期待的安全……

有一个日子，钱维松即便到了90岁高龄还能脱口而出，并能清晰描述当天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1941年12月8日，钱维松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一个靠窗的位置听他最喜欢的一堂化学课。“一辆贴着膏药旗帜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进来，把学校旁边的美国兵营全包围了。”

窗外微风拂面，钱维松内心却异常忐忑，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期而至，“看来这是最后一课了”。

果然，学校解散了，学生们一哄而散，一个强烈的愿望——“武器救国”就这样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爆发了。

1944年，钱维松瞒着家里人与几个同伴一起来到了淮北根据地，如愿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四师军工部的兵工厂开始了自己的救国之路。

“于父母而言，我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为了家里人的安全，我不能告诉他们。”当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知道要拿起枪时，这个国家就一定不会灭亡，“我们这一代人是生长在日寇侵略中国暴行的年代，也是国家救亡图存的年代，我们被一种民族情操鼓舞着，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想过放弃。”钱维松说他从离开家的那一刻就没有想过“归期”。

元朝有一位作曲家说，断肠人在天涯。“只有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当时，无数“断肠人”为了救国踏上一条“不归路”。

一寸山河一寸血

套用《亮剑》中李云龙说的一句话“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来形容抗战期间新四军的军工生产再合适不过了。

“当时的生产条件差到了极点，但我们生产的武器还是为抗战作出了贡献。”钱维松所在的兵工厂主要生产迫击炮弹。

他们不仅要与敌人捉迷藏，在简陋的条件下试枪试炮，还要冒险找原材料，可谓时时、处处与死神相伴。

“弟兄们从过去内战遗留下来的炮弹引信中拆下雷管，从雷管中挖取雷汞，把这些雷汞装在我们自己生产的引信雷管里。这样才能引爆我们生产的炮弹。”钱维松说，抗战初期我军的武器匮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战士能分发到的子弹实在少得可怜。和敌人开火后，他们揣着子弹不舍得用，即便知道危险一步步逼近，也要等鬼子靠近后用刺刀捅。”钱维松挥动着双手，激动地说，“有一位战士，直到抗战胜利都没舍得用完部队分发给他的少数子弹，身上却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伤疤……”

为了给前方战士尽可能多地提供弹药，后方军工人也是在拿命换武器。“单是把雷汞拿出来就是件‘要命’的活。”钱维松最不愿回忆弟兄们一次次为了抠雷汞把胳膊和腿炸飞甚至送命的场景。

“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明白‘弟兄’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我们是真把身边每一个共同浴血奋战的同胞看成自己的亲兄弟的。”虽然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上，有的甚至牺牲后连一块墓碑都没有，“但他们也是烈士！”钱维松说完把脸转向窗外，窗外依然轻风拂面……

千方百计提高武器性能

“集体冲锋中拼刺刀根本就没有花哨，完全是以命换命。”

因此，兵工厂要在枪支上配上把好刺刀。当时，新四军的步枪大多是巩县和汉阳造的，在这两种枪上装刺刀，较日寇带刺刀的“三八大盖子”枪短一些，不利于白刃战。“我们就用铁路上的钢轨作原料，制成三角棱形刺刀，三面都开血槽。”钱维松用手比划着解释何谓“血槽”，“这种刺刀在白刃战中，刺进去和拔出来都比日本鬼子的扁平刺刀快些，也算是为战士争取了一点优势。”

钱维松曾“主刀”将迫击炮改平射炮。“只要一拉绳子，炮弹就飞出去。”因此，要把炮弹引信从“瞬发”改为“延时”。

“第一次改装失败了。”钱维松连续用了5次“惭愧”讲述那次因为条件简陋和自己经验不足而导致的失败。

“延时太长了，导致炮弹穿墙入内未炸，在土堡外爆炸了。第二次改装就好多了，炮弹抵进土碉堡近100米，用肉眼直接瞄准，一炮打出，碉堡内的敌人非死即伤。”钱维松说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前方战士传来消息，我们的旗帜又插上了敌军碉堡，“只要看到旗帜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们经受的一切苦难就是为了那面旗帜有尊严地插遍中华大地。”（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