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当年参加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方案论证与评审的部分专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合影。（资料图片）

早在1967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就共同开启了我国载人航天途径和步骤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不仅做出了精美的飞船模型，而且还给飞船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曙光号”。用当时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然而，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较薄弱，工业制造及相关的工艺水平又低，加上“文革”的动荡，“曙光号”最终只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图和一个个的试验中。

角逐太空的步伐并不因某个国家的意志而放慢。

上世纪80年代，美苏等世界宇航大国掀起了新一轮竞争，中国宇航界才再次开始思考何去何从。

1985年7月，秦皇岛，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正在召开。在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任新民的倡导下，我国载人航天计划又一次启动了。

1986 年春天，杨嘉墀、陈芳允、王大珩、王淦昌四位科学家在《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中列入了载人航天的研究，并设法以书信的形式送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那里。3月5日，邓小平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后来被称为“863计划”。“863”计划为中国的载人航天开辟了道路。1987年，在原国防科工委的组织下，组建了“863 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对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

当时，围绕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出现了5个方案，以多用途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为胜。此后，飞船方案论证人员和航天飞机论证人员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学术争论。1989年，航空航天部党组委托庄逢甘、孙家栋两位专家主持召开两种方案比较论证会。此后航空航天部系统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1年1月30日，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会议当天，刘纪原副部长让航空航天部计划司总工程师张宏显把《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送给了参加会议的二炮副参谋长粟前明。

这份建议上特别写道：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栗前明接到后，对张宏显说：“你告诉刘副部长，我一定送到。”

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接到了国务院秘书局的电话：李鹏总理3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邀见任新民同志，同时还要听取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汇报。任新民不禁喜上心头。第二天，他与载人航天项目专家组组长钱振业面见了李鹏总理。

5天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了对《航空航天重大情况》报批件的批示。之后，航空航天部领导、部机关便着手研究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分工问题。工程论证进入了快车道。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

几天后，根据中央专委会的会议精神，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有：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1992年8月25日，中央专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在《请示》中，建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自1992年末起，载人航天工程在各有关单位中悄无声息地开展起来。（左赛春 贺喜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