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邦治，任新民秘书，研究员。

2月12日晚上，有人告知我：“任老总下午走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春节前见面时还拉着我的手，清楚地喊着老谭。翌日，从任老总家人的电话中再次得到证实，任老总已驾鹤西行。我悲痛至极，泪如雨下。这位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认真、睿智的科学家的往事，一桩桩开始浮现。

任新民生前经常讲：“什么名呀，利呀，一死了之。工人建的楼房人们可以住，农民种的粮食可以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航天工作者研制导弹、火箭、卫星、飞船，国家能派上用场，这就心满意足了。”任新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5年至1986年，我国拟购买外国通信卫星，并用外国的运载火箭发射，一时间在国内外搞得沸沸扬扬。任新民适时地上书国家有关部门，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通信卫星技术而言，我们航天技术较发达的国家是有差距，但我们只有通过研制的实践才能掌握和提高技术。只要努力攀登，总会赶上的。”他还坚定地表示，“中国的运载火箭不仅能发射自己研制的通信卫星，还可以承揽国内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后来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新一代通信卫星。

1991年，在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申报科技进步奖时，申报单位提出并执意坚持任新民为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当提交到航天行业评审组评审时，担任评审组组长的任新民不容商量地将自己的名字去掉，将名额让给了基层从事具体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敬佩不已。

作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长、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领导并参加了《“八年四弹”规划》《“三抓”规划》《新三星一箭一论证规划》等的研究制定工作；还领导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的论证工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立项提供了支持。

任新民在这些规划的制定和获批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贡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谭邦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