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远珍最怕徐立平钻发动机。30年里，丈夫钻过多次发动机，每次她都“怕得要死”。

1989年，一台即将试车的国家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脱粘。当时没有工业探伤设备，要想找出病灶，只能把装填好的炸药重新挖出。

狭小的发动机内，数吨推进剂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两人一组，一个在内挖药，一个在外接应，其他人全部撤到远处的麦田里。在其中挖药，或躺或跪，匍匐前进。稍微用力过猛，引起较大摩擦，就会瞬间起火爆炸。

“火药爆燃，几千度的高温，灰都找不到。胆子得大，一手抖，就出事。”那次，徐立平自告奋勇去挖药，时隔多年再次回忆，徐立平更多感到“后怕”而不是“害怕”。

上班不到两年的徐立平，是挖药突击队里最年轻的一员。上级规定每人每次只能干10分钟，而徐立平每次都要多“赖上”几分钟，他想让师傅们在外头多缓一会儿。

他和师傅们在填满火药的发动机里钻进爬出，每次带出几克药量。连续两个月，无数次重复固定动作后，他们挖出300多公斤推进剂，帮助专家组找到了故障原因。

长时间与火药为伴，让他的身体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回家后，头晕、恶心接踵而来，双腿疼痛几乎不能行走。

这是徐立平和妻子结婚的第一年，危险与人间喜事相伴。

2005年，徐立平又钻了一次。出来后，头上满是带状疱疹。“他的眉毛掉了半截，额头上有疤痕，就是那次烙下的。”梁远珍回忆时差点哭出来。

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人们通常暂时忘记身处险境，但看着别人尤其是亲密同事，在眼前活生生消失，这种对残酷现实的直观感受，往往更为深刻。

2001年5月8日，徐立平清楚地记得，一个同事在进行小型工床加工时，不小心引燃了火药，大火迅速蔓延。他赶到时，现场一片狼藉。

罹难者是徐立平在蓝田县工作时结交的好友。两人曾住在山里，一起下棋、喝酒。得闲，徐立平爱出去耍，银子不足时，常找他接济。

很长一段时间，徐立平保持沉默。一次酒喝大了，他才跟徒弟讲了这件事。“他不善言辞，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我们注意安全。眼眶红红的。”徒弟杜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