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儿子去上幼儿园，交了一个学期的钱，另带200元的学杂费，又发了一个书包。对于四岁半的他，这已是人生的第5个书包，幼儿园每半年发一个，他去年转了一次园，一年中被发了3次书包。先生抗议说：“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书包？这书包的钱就不交了。”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园的规定，每学期发一个书包。”这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大型幼稚园，看来要他们改变这个规定不是一天半会的事。我们只好无奈地接过书包。送儿子到他们教室，老师接过书包，拿出笔来要写上儿子的名字，老公连忙制止：“别写，他上学期的书包都还好新的，这个书包留着不用吧，捐给哪位需要的小朋友。”老师笑：“您的爱心宝贵，可是现在要找一个没有书包的小朋友真不容易。”也是，连上次幼儿园的爱心义卖也是不要书包的，家长们捐出来的大多是高大尚的玩具。

拎着这个有些尴尬的书包，我忍不住回忆起我当年的书包。

我1984年上学前班，那时乡下没有幼儿园，小孩小学之前上半年学前班。学前班连桌椅都没有，姐姐带着我搬了一张春凳去当桌子。母亲连夜给我缝制书包，撕了她自己穿破了的一件粉红桃花的确良衬衣，好不容易选得几个没有破洞的地方，两边对缝合成一个袋子，再用剩下的边边角角给我缝了荷叶边。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书包了。我背着它开开心心地去了学校，心中桃花盛开，无限欢喜。

这个书包一直陪伴我到四年级，带子断了几次，四角破了，母亲一次次精心缝补，它终究还是越来越脆弱。这时同学中开始流行军绿色帆布书包，上面绘有“为人民服务”几个红色的字，背上去的同学腰杆挺得笔直，好一派飒爽英姿。我真想拥有一个这样的书包，可父亲身体不好，家中实在拮据，我不忍心向母亲开口。就在这时，我们对面山上要建一座庙宇，需要有人挑沙子上去，多少钱一斤的沙子我已不记得，只记得我跟着堂姐用两个小蛇皮袋装了一些沙子，战战兢兢地开始登山。山坡很陡，山路很远，走一个来回要大半天。我实在挑不动，堂姐便一次次用军绿书包鼓励我。好不容易到了山上，称重的人看看我，看看我挑的沙子，说：“30斤。”然后递给我一张票。回来的路上堂姐悄悄告诉我，实际上我只挑了20斤，那个称重的人心眼好。也记不清挑了多少回，反正连肩膀都烂掉了。暑假结束的时候，我拿着那些票去领了钱，给了几块钱给母亲，剩下的便到镇上买了一个军绿书包。虽然背上它时我的肩膀还钻心地痛，可我只感觉到高兴。

上初中时，同学中又开始流行另一种书包：电工包。乳白色，带黑边的那种四方包。我记得好像是要8块钱一个，母亲想卖掉一只老母鸡给我买一个，我拒绝了，那只老母鸡每年生将近200只鸡蛋，是家中的大功臣，我舍不得，我知道母亲更舍不得。后来父亲在县城做南货批发的一个朋友接他去那里玩，临走时他要送给父亲一些烟酒作为礼物，父亲拒绝了，他指着朋友仓库里一些包装坏了的香皂说：“把那些给我吧。”然后顿了顿，又指着旁边一只电工包说：“我把香皂放这个包里背回家。”选择香皂，是因为母亲喜欢；喜欢那个电工包，是因为我想要。一辈子刚正的父亲，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清贫，这是唯一一次接受了朋友的馈赠。那个书包我只背了一年便把它给弟弟了。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背过书包，总是手握几本书在家与学校之间来来回回。这个手不释卷的习惯直到今天仍旧保留了下来。可见，有没有书包，用什么样的书包，与读多少书是没有紧密联系的。

不过，这几个留在记忆里的书包，如今想起还是让我心上泛起一圈圈温情涟漪。

（作者：王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