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开始，到日前长征火箭第200次成功发射，长征火箭经历了40余年堪称辉煌的发展历程，在铸造了一枚枚国之重器的背后，凝聚了无数火箭人的心血。
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谢光选、孙敬良、邢球痕、李相荣、朱森元、龙乐豪……正是这些为中国火箭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长征”英杰，以及无数像他们一样不计名利、默默无闻地为长征火箭倾注心血的科研工作者们，构筑起长征火箭发展的恢弘历史。
钱学森：认真起来不讲情面
严肃认真可以说是全世界科学家们的共同特点，但钱学森的认真精神却有着他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认真起来毫不讲情面。
钱学森在总结东风二号导弹第一发经验教训时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原则，已成为一代代航天人研制和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每次试验，对测试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疑点，他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一直到真正把问题搞清楚，把故障排除，或对出现的异常现象作出科学的、有试验根据的合理解释他才肯罢休。在基地搞试验的一位老同志曾说，在一次发射前的测试中，他向钱学森汇报氧化剂的加注活门有点漏气。他立即问：“有多大点漏气，你们测试过没有？”答：“没有”。于是钱学森严肃地说：“你马上回去测，测试清楚了再向我汇报”。经过测试，漏气程度仅相当于每分钟一个小气泡，而这个指标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于是他再去向钱学森汇报，钱老才点头认可。
类似的事在当时的研制和发射试验中还有很多，钱学森当年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过问。在他的《工作手册》中，每次试验都有详细的记录，甚至还把大大小小的异常或故障列出表格。对已经解决的问题，他就会注上“已换”或“已重新调试、可用等。”尚未解决或落实的问题，他在表格中用红笔作个“＊”号，并注明已指定谁协调解决。
任新民：真理面前大胆谏言
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任新民在定方案的碰头会上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当时看似过于大胆的方案——采用氢氧发动机。
在会上，任新民声音不大但却底气十足的一番话让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突破技术难关，中国完全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大胆并不是冒进。”在真理面前，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使不善辞令的任新民力陈己见时往往能妙语连珠。
而这种来自实践的见识，还曾使任新民做出了另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正是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从起步到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当时，国内主张买星的呼声很高。而任新民认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当时的成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随后，任新民不光用语言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那段“ 心里话”。就在当年，任新民和同事们就发射成功了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
在随后的短短四年里，中国又连续发射成功了四颗通信广播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长期租用外星的历史。
屠守锷：年过花甲爬发射架
1980年早春，屠守锷和张镰斧一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而这次试验正是备受世界瞩目的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戈壁滩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可能飞沙走石。屠守锷身穿工作服，在火箭测试阵地与发射阵地之间穿梭往来，鼻孔、耳朵、衣服里常常灌满了沙土。就这样，他常常一工作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醒了又奔赴现场。
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一个接触点有毛病，都可能会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尽管发射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但在屠守锷带着大家进行的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
在签字发射之前，屠守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仰望数十米高的塔身，他想上去作最后的检查。在场的其他专家考虑到屠守锷的身体要抢着上塔，但屠守锷说什么也不干。年过花甲的他不顾连日劳累，硬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架。
然而，当导弹伴着惊天动地的巨响，穿过云端，越过赤道，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目标的消息传来时，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
梁守槃：不迷信 不盲从
梁守槃作为中国第一种仿制导弹的总设计师，他不迷信、不盲从外国人，对技术问题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导弹上的环形气瓶，使用的是一种冷轧钢，当时我国还没有这种钢材，外国专家坚持要进口他们国家生产的。梁守槃在分析工艺资料时发现，在环形气瓶成型过程中，要经过回火工序。冷轧钢一经回火，实际上就变成了热轧钢，而这种热轧钢国内有，完全不用进口,随即梁守槃向外国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反设计中，梁守槃看到导弹样弹的气动外形是静稳定的。按照这个理论，导弹尺寸加大后，尾翼也相应地要做得很大。经过动平衡分析后，梁守槃认为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尾翼，只要调节控制系统的传动比，就可以实现动态稳定。
在确定导弹发射使用何种燃料时，我国第一种仿制导弹几乎被扼杀在摇篮中。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液氧含可燃物质太多，使用中有爆炸的危险。梁守槃不言不语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在一遍遍地计算和查找资料分析对比后，他十分自信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所谓“ 中国的液氧不行”，这是有人对原资料理解有误，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作了液态容积，因而出现了1000倍的差别。况且，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是不可能集中到一点同时氧化的，后来梁守槃的意见被采纳。一个月后，以国产液氧为推进剂的P-2仿制导弹发射成功。
谢光选：为严谨总唱反调
从仿制到研制的道路并不平坦，当我国第一枚自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出厂时，总体部政委刘川诗问专家，这次发射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在场的人有的说有八成，有的说有九成，可谢光选却凭着自己的直觉，唱了个六成的低调。他的话一出口，让刘政委吃了一惊。在交换看法时，谢光选实事求是地说道：“我们没有数据，没有计算机，我们的想法又得不到验证，只好上天做试验。”结果不出意料，第一枚自制导弹发射后约20秒就掉了下来。
然而，失败并没有使航天人气馁。在进一步的工作中，他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研制经验，制定了必须进行17项地面试验后才能进行飞行试验的制度。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首次发射成功。1966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听取了来自发射基地的任务准备情况汇报。当周总理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时，谢光选当时作为导弹核武器技术协调组长，认为自己做不到万无一失，便举手站了起来。
周总理笑着对谢光选说：“ 你坐下。什么叫万无一失？只要你们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够发现的问题都找到了，就是做到了万无一失。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我这个总理还要做你们的勤务员，给你们搞协作。但如果你们的工作责任心不强，应该做到的没有做到，造成损失，我不答应，不严肃不认真，我不允许。”后来，据谢光选说，当时周总理的这些话语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孙敬良：“六亲不认”严把关
孙敬良十分重视火箭的质量，他提出的“设计可靠，生产严格，试验充分”12字方针早已成为了航天科研生产的标尺。
一枚火箭由几万个零部件组成，仅各种导线累计起来就有成百上千米长，孙敬良知道，任何一个元器件或一段导线稍有质量问题，都可能导致发射失败。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实际经验，认为火箭、卫星的发射失利，有80%～90％都是由于设计上的质量问题造成的。
在科研中，孙敬良的严格是出了名的，谁若不按照工艺文件操作，谁若检验马马虎虎，谁若出了低级质量事故，他批评起来都毫不客气，甚至让人下不了台、哭鼻子。他常说，搞航天的，就是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因为航天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质量上决不能搞人情、走关系。如果谁这样做，或者降低标准，那就是对航天事业的极端不负责任。
正是这样，他带领的长征二号丁火箭研制队伍在航天系统内是一支出了名的“六严”队伍：严格执行上级的各项规定，严格按研制程序办事，严格技术要求，严格地面试验，严格落实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的岗位责任制，严格全过程质量控制。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航天产品质量正处在低谷时期，接连的发射失利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尤其对航天对外商业发射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就在这样的危难时期，在孙敬良的带领下，长征二号丁火箭在发射场的开箱率合格率不仅达到了100%，而且首箭发射成功，一举打破了当时航天发射的不利局面。
邢球痕：钢刀切药敢拍板
1983年2月，邢球痕带领科研团队为我国首次研制有机纤维缠绕壳体。当时面临的设计、工艺、技术难度都非常大，而且厂房、设备条件又较差。邢球痕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厂所一线，在他的激励下，科研人员改装了我国第一代机械式缠绕机，用于第二级玻璃钢壳体缠绕。通过对配方、张力测试、排沙等技术问题进行的反复研究，邢球痕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较短的时间里便缠出了大型复合材料壳体。
为使两种新型号发动机能在节点前进行首次地面热试车，航天各单位都抓紧时间完成各自任务。可是就在某型产品装药时，出现壳体脱粘问题。邢球痕来到现场，说这不行，绝对不能带着问题送去试车，要求工厂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这时有人提议，由一人钻进壳体用钢刀切药，先挖出壳体内的部分药然后再修补。当时已装药若干吨，反对者认为这样不安全，怕摩擦引起爆炸。一位工艺员说他曾用过钢刀切药，因钢刀锋利、坚硬，摩擦反而小，不容易出事故。据此，邢球痕果断拍板，批准了钢刀切药的方案。
时值盛夏，狭小的壳体内药味刺鼻，闷热难当。邢球痕先钻进壳体察看情况后，才让工人师傅开始挖药。开始半小时换一人，以后15分钟换一次，这样连续工作了两天，才挖尽脱粘部位的药剂。挖药过程顺利而安全，工人师傅对脱粘部位进行修补后满足了设计要求。1983年12月25日，经过修补的发动机试车成功。3天后进行了另一台新型发动机点火试验，同样获得了成功。
李相荣：暴风雨中护神箭
长征四号甲火箭发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时，庞大的火箭需要进行转场，车队行进在山路上时忽然下起了暴雨。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路上，工作人员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雨布，从上到下把火箭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由于火箭箭体上有许多电器插座，这些插座一旦漏进了雨水，绝缘性能将会大大下降，影响火箭的质量，甚至可能影响发射。李相荣和大家一起站在狂风暴雨中，拼命地拽着雨布不让它飘起，任雨水把全身浇得湿淋淋的。
雨停了，当赶来的援助人员将热腾腾的姜汤端给李相荣，催他赶快喝下暖暖身子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先给别的同志喝。他说，如果试验队员病倒了，火箭发射就要受影响。在场的同志们感动地说：“李总的心里装的全是别人和火箭，唯独没有他自己。”
在另一次火箭发射时，临近火箭发射30分钟前，指挥部忽然发出火箭异常的紧急情况。李相荣二话没说，立即奔出地下掩体，一口气冲上发射架，快步登上近10层楼高的箭体故障部位，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娴熟的操作技术，迅速地排除了故障。由于在此之前他已24小时没有休息，再加上快步登高排故时的奔跑，当李相荣回到地面后，突然感到胸闷异常，非常难受。他知道自己的心脏病在剧烈运动后又发作了，赶紧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麝香保心丸，由于过于将思想集中在火箭发射上，一不小心竟将整瓶保心丸都吞了下去。
朱森元：失败最多时 往往将突破
失败与科学研究如影随形，在1971年到1974年的几年间，负责新型氢氧火箭发动机研究的朱森元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曾多次说过：“科学试验失败最多的时候，往往是将要突破的时候。”搞氢氧发动机预研就是攻关与突破相随，困难与惊喜相伴的过程。无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例坚定了他走向成功的信心。
超低温液氢高速轴承是一个关键性的部件。根据国外资料，为了保证轴承保持架工作的稳定，要遵循内环引导的原则。然而在实际试验过程中，滚珠不是碎裂就是被烧伤。经过仔细分析，朱森元怀疑国外资料上的原则是错误的。他做了个反方向的试验，将超低温的液氢从外环引导到内环去，这下滚珠冷却改善了，再也没有被烧伤过。后来据了解，当初他们看到的国外资料在该国也不是最终的确定方案。从此，我国氢氧发动机使用的液氢高速滚珠轴承都采取了外引导保持架方案。
1975年1月，预研型氢氧火箭发动机全系统试车成功，接着又连续4次发动机全系统试车成功。仅仅4年时间，中国人就在低温高能发动机这一世界前沿课题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他们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龙乐豪：火箭试车“压上夫人”
当年，龙乐豪作为长征三号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在总体方案论证中，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决定火箭命运的第三级方案的选择。龙乐豪认为，我们必须采用低温推进剂，这是未来火箭发展的方向，它可以开辟我国火箭技术的新领域，填补我国低温火箭技术的空白。
1980年初，在火箭试车时，有人担心加注满液氢液氧的火箭万一发生爆炸，将波及5～10公里以外。最初，在现场指挥试验的龙乐豪也心里打怵，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站在试车台旁，紧紧盯着试车台上的火箭。直到箱体增压时，他仍未后退一步。此时，一个气管连接器出现了漏气现象，如果不迅速排除就可能会发生意外事故。不容多想，他和战友王瑞铨迅速冲上前去排除了事故隐患。后来，龙乐豪说：“事后想起来是有些害怕，但我们的胆子也慢慢大起来了。”
大家发现，就在试车当天，龙乐豪的夫人距试车台仅百米之遥，而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火箭点火前夕，拉响第一次撤离警报后，有关领导再一次看望必须坚持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有同志激动地说：“龙总把夫人都押在这里了，我们和‘压寨夫人’在一起，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还怕什么呢！”（李淑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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