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重庆合川的一个小山村。那里山清水秀，但是医疗资源匮乏。从小我就立志将来要穿上白衣，治病救人。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成为了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所属北京航天总医院发热门诊的一名医生。

科室里，只有我和廖钦文大夫是异乡人。所以，我俩早就商量好春节轮流值守。今年轮到他回家过初一，我回家过十五。因春节火车票难买，我早在1月3日就买下了2月1日回重庆老家的火车票。一想到正月初八就可以看到父母和奶奶，一家人团聚，这是辛苦一年来最期盼的事了。

1月14日，我送走了爱人和孩子，一个人留在北京。那时的我，从未预料到后来的这些变故，还来不及想，就已经身处一场巨大疫情的阻击战中了。

为了能在2月初休假和家人多待几天，1月16日~26日，我开始了高密度的值班节奏。

11天里，我一个人值了7天班，每天24小时，日均接诊60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将近100人。我不敢喝水，不能按时吃饭，经常每天只吃两顿饭，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种煎熬让我身体有点吃不消。面对源源不断的病人，不停地问诊让我的嗓子开始疼痛，慢慢沙哑。但想着很快可以和家人相聚，再苦再累我也愿意，也能坚持。然而，随着疫情升温，比体能消耗更难受的，是内心的恐惧。

多年感染科的工作经验使我对新发传染病非常敏感。1月22日，武汉交通停运，1月23日武汉封城；一线人员实行二级防护……令人紧张的消息接踵而至。

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担心害怕，可是下班后，我偶尔会禁不住后怕：这么多病人，之前也没戴护目镜，没穿隔离衣，一个普通的外科口罩戴一天，我会不会不幸“中奖”？如果“中奖”了，只有80斤出头的我会不会成为重症？

孩子只有我这么一个妈妈，妈妈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我若倒下，房贷该怎么还？老人孩子怎么办？还得连累同事们被隔离……担忧就如同电影画面一样，一帧一帧凌乱地闪过。

医者仁心，医者无畏。职业操守要求我不能怕。疫情面前，不仅仅是一线医护人员在战斗，院领导、机关同事、后勤保障人员甚至全社会都在抗击疫情，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又有什么好怕的？

这是一场没有妥协的战役，只能打，而且必须打赢!我对自己有信心，对防护措施有信心，对感染科的管理有信心，对医院有信心，对党和人民有信心。我更理解了，侠之大者就是为国为民，理解了医者的初心就是救死扶伤。

我悄悄退掉了回重庆的火车票，没有跟同事说。在关键时刻，战士怎么能离开战场呢？只能跟父母、跟孩子说声抱歉了。2020年不能和你们一起欢度春节了，但我们未来有的是时间，病毒阻隔了家人团聚，却阻隔不了亲情，等疫情过后，我会加倍补偿你们。

同事廖钦文大夫得知疫情后，正月初三就赶回了北京，正月初四开始紧锣密鼓地工作，正月初七就接诊了医院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主任和护士长每天忙里忙外，检验师、护士们、支援发热门诊的青年突击队员们不惧生死，有苦有泪自己咽，从来没有任何抱怨。面对始料未及的疫情，作为新一代青年、医务工作者的我没有退缩，因为我坚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我们必定会赢。

待春暖花开，冰雪消融，再观大好河山，繁华盛景!（张胜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