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国航天事业这本浩若烟海的大书，“东方红一号”作为我国航天史上的第一座丰碑，被无数文人墨客予以不同形式的表达和致敬。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的群像，读懂了困难时期科学报国的坚定信念，也由此记住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戚发轫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的名字。

喜看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过头顶的人群。

吃水不忘挖井人。任何一项事业、任何一项工程，奠基人、铺路石和瞭望者的角色无疑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容易被后人遗忘的。他们需要有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仰和强大的内心。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起步阶段，有两个人，离我们又近又远。说近，是因为东方红一号的升空离我们不到50年，我们有大量的资料去查阅、去学习；说远，他们早已离我们远去。

他们，都是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赵九章、钱骥。

7月底的一天，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成员、84岁的胡其正先生的回忆下，那段和赵九章、钱骥一起走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再度被唤醒。

中国卫星研制发源地——西苑操场甲一号

在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号召下，1959年，24岁的胡其正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神秘单位”——581组。这个组当时负责拟定人造卫星规划，组织和协调人造卫星、火箭探空业务。在西苑操场甲一号，他第一次见到了581组办公室负责人钱骥。

1960年毛泽东主席参观探空火箭。

当时的钱骥实际上就是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第一次见面，言语不多、目光深邃的钱骥给胡其正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欢迎，二是注意保密，三是我们搞的是探空，将来要搞上天的事。胡其正听了特别兴奋，从此开启了自己的航天生涯，而钱骥也被他视为自己航天事业的领路人。

认真工作中的钱骥。

西苑操场甲一号，这里是1954年前后中科院向中直西苑机关借用的一处院落。据中科院空间物理所党委书记吴智诚（时任581科研计划管理负责人）回忆，这里杂草丛生，条件简陋，但却是我国空间事业的发源之地：我国卫星国家立项的建议书在此成稿；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设想方案在此酝酿诞生；卫星的预研在此展开；气象火箭探测试验由此出发……

院内北侧有一座三层灰砖南北向小楼，作为研究实验室之用。随后又陆续建有几十间平房，有行政办公用房、机加工车间、玻璃车间、器材仓库、车库等。早期研制人员还将西北角一座旱厕所改装为环境模拟实验室。为了做真空仪器，他们还自己动手建造土煤气发生炉，作为吹玻璃、封接真空管之用。

那时遵循勤俭办科学方针，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在这里工作的8个研究组，全面展开火箭探空各项研究和卫星预研准备工作。

581组组建之初，赵九章、钱骥、杨嘉墀一行兴致勃勃地去苏联观摩卫星，却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卫星的外形，更谈不上合作与技术援助了。没有学到卫星研制本领，却激发了科学家们的斗志：不让学，我们自己搞！值得自豪的是，我国是从零开始，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了卫星事业。

在调研了国内外工业基础后，结合我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科研条件，我国科学家建议“现在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581组随之做出调整，把研究重点放到搞探空火箭上来。

从1959年到1965年，赵九章、卫一清、钱骥领导的研究实体积极开展工作，与杨南生、王希季领导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密切配合，1960年到1965年共发射试验了20多发T7、T7A探空火箭，取得了60公里以下的气象数据，并进行了电离层、生物等项目试验。这些都为卫星研制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1960年~1962年是中国航天“困难而有进展的三年”。说困难，是因为全国人民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吃不饱肚子。航天人也不例外。钱骥、胡其正一个月27斤的粮食，还要匀出来两斤给饭量大的同志。赵九章、钱骥因为营养不良腿都浮肿了。

比吃不饱肚子、没有衣服穿更困难的是工作上的阻力，没有头绪。没有干过卫星，也没人干过卫星。钱骥说，不怕，我们自己干。他带领大家查找文献，一点一滴，从零开始。

经过学习，他们发现相较于苏联，美国的文献参考价值更好一些。但是大家的英语水平很有限，怎么办？于是秦馨菱先生及英语好的技术人员主动给大家讲授专业英语，一边学习，一边查资料，一边分享，大家提高很快。

提到学英语、看文献，钱骥是有名的英语达人。虽然他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但他爱学肯学，看文献如饥似渴。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一边学习一边自制读书卡片。他一生做了近两万张读书卡片，形成了庞大珍贵的数据库。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这些卡片就是最大的智力支撑。胡其正深情地回忆说：“钱骥教会了我们如何看书，如何读文献。”

在西苑操场甲一号，日子虽然艰苦，但所有人干劲都很足。每晚都是领导来催促年轻人早点熄灯回去休息。钱骥总是勉励大家：人生一定要有目标，不然活着就没有意义。在赵九章、钱骥的带领下，大家基本摸清了卫星的组成、功能和关键技术，并理出了我国卫星发展的途径，“以应用为牵引”成为我国卫星研制事业的指导思想。

1965年——我国重启卫星研制计划

1964年10月，赵九章、钱骥一行应国防科委邀请到20基地（现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访问。在结束这次访问后，1964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赵九章的办公室。钱学森见面就问：“去基地的观感如何？”赵九章说：“收获很大，导弹研制进展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赵九章认为再过四五年，100公斤左右的卫星的运载火箭有可能研制出来，卫星研制也有把握完成，现在关键是卫星研制要由国家立项。

赵九章迫切地感到应该向中央写报告，申述搞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65年1月，钱学森写信给聂荣臻，认为现在已有条件考虑卫星问题了。

此前，在西苑操场甲一号的研制人员，已经从581组更名为地球物理所二部，他们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卫星研制团队，由二部副主任钱骥担任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我国卫星研制由此走上了专业化发展之路。

为了尽快向中央提交报告，科学院责成由何正华、潘厚任、胡其正三人组成总体组，由钱骥直接领导，负责撰写《我国卫星事业发展的十年规划》《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两个报告，最终由中科院形成方案上报中央，1965年8月由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在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上予以报告，并得到批复：通过，执行！从此卫星研制正式立项，中国科学院将此列为1965年第1号任务，代号定为“651”。

1965年10月20日~11月30日，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会议由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会议代表有120余名，专家们讨论充分，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会期竟长达42天。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东方红一号卫星对接。

这次会议产生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地面系统方案4个文件，还编写了27个专题材料，共约15万字。会议期间，周总理邀请与会代表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一同观看晚会演出。这次会议在我国航天史上非常重要，明确了“全国一盘棋”造卫星的思想。

会议期间，周总理听取汇报时主动询问了钱骥的名字后，笑着说：“你也姓钱呀！看来卫星也缺不了钱呀。”

总理的话一语双关，搞导弹有钱学森，搞原子弹有钱三强，现在搞卫星又有个钱骥，真是缺不了姓钱的。另一层意思是，搞卫星与搞原子弹、导弹一样，要花大钱。总理问钱骥要花多少钱，钱骥没有回答出来，因为在准备卫星方案以及论证会上都没有算过账。国家要批准卫星工程，不知要花多少钱，怎么列预算，怎么办批准手续？这才让这位姓钱的科学家开始操心钱的事情来。

胡其正至今对这一段经历印象深刻。因为工作关系，他和同事有幸与赵九章、杨嘉墀、陈芳允、钱骥这样的大科学家共事。大科学家们学术上的光环和生活中的平和，对待名利的淡泊，以及民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让年轻的胡其正见证了“大师风尚”，他坦言：何以有幸，终身受益。

“文革”——卫星研制在坎坷中前行

科学家们很想在1969年国庆前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新中国成立20年，放飞第一星，这是多大的光荣啊。按照当时大家的准备工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却没有实现。

因为，“文革”来了。

白天夜晚，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残着科研人员。张劲夫被夺了权，中科院党组垮了，基层党组织瘫痪了，西苑操场甲一号成了重灾区。有人受伤，有人被斗死。1968年10月赵九章被迫害致死。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下，能工作的同志依然还在工作。

赵九章含冤而世后，钱骥也受到冲击，“靠边站”后，他像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一样工作，却一如既往地沉默。看到昔日受人尊重的科学家被迫害，大家深深地感到无奈。卫星研制工作在艰难的局势中缓步推进。

1967年年底，国家开始酝酿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办公地点也从西苑操场甲一号和中关村搬到了白石桥。孙家栋临危受命，担任东方红一号总负责人。他带来了10多名业务骨干，把导弹研制的工程经验结合到卫星工程中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大家排除万难，推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稳步向前。

东方红一号发动机吊装试验。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喷薄而起，全球为之振奋。当年两个积极促进卫星研制工作的奠基人：赵九章、钱骥，一个已经含冤九泉，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刻；另外一个却只能在北京白石桥的空地上默默仰望。在欢呼和掌声面前，没有他们，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低到了尘埃里。

转眼到了1999年。这一年的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60多年过去了，如今行走在西苑操场甲一号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从这里走出过这么多大科学家，酝酿过我国卫星研制事业。那一段过往，已成历史。但我国卫星事业已从“东方红一号”发展到群星璀璨，给崛起的中国更添光芒。（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