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生在1919己未年，这年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五四运动。他生命的前30年是在饥饿、劳累、困顿与亡国家破中挣扎着过来的，仗着会打铁的一点能耐没至于饿死。他当过一阵子民兵，给共产党的队伍抬过担架也送过公粮。

后来解放了，因为识字、手艺好加之为人耿直、待人厚道、胸怀坦荡，爷爷在当地小手工业者中颇有名气，于是被选为新建的电器元件厂第一任厂长。爷爷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像千百万中国人一样朴素、自然而深刻：共产党为了老百姓能过上不被人欺负的好日子，那么回报共产党的就只能是认真踏实干活、清白公正做事。

刚开始那几年，爷爷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建厂房、进设备、招工人、搞技术，慢慢地厂子走上正轨了，他却以“文化水平低”的理由主动提出不当厂长、要当行政科长搞后勤。这个行政科长爷爷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1979年退休。在厂里和家属区，几乎人人都知道并且喜欢、敬重这位可爱的老头，“李科长”的称呼一直被叫着，直到现在，厂里退休的一些老人还会时不时提起他。

我是爷爷唯一孙女，又在他膝下长大，本应是很受宠的，可是直到成年以后我都很怕他，究其原因是发生在我儿时的几件小事，即使过去40多年仍历历在目。

两根粉笔挨了顿揍

还没上小学，我就会认不少字，为了省纸笔，爸爸就把木板涂上墨汁给我做了块小黑板。往黑板上写字用的是一种滑溜溜条状的化石，使劲大了容易断，使劲小了写不清楚，偶尔也用奶奶做衣服的划粉，惹来的是不停的数落。

要是能有几根老师用的粉笔该多好呀！机会终于来了。那天爷爷厂子为家属放电影，看完电影爷爷说还有点工作，等他干完再带我回家。爷爷在办公室忙着，我就在屋里瞎溜达，一会儿看看架子上的报纸，一会儿趴在窗台上看冬夜的月亮。眼神踅摸来踅摸去，落在摆放在门口小桌上的1个方正的牛皮纸盒。是粉笔盒！此时我的心砰砰直跳，趁爷爷不注意打开粉笔盒，竟然是1盒彩色的，绿红黄蓝都有，来不及多想就拿了一红一黄两根揣进兜里，又轻轻把盒子盖上。

爷爷算完了那些报表，给我穿棉猴回家。看我紧捂着的兜就明白了八九分，板着脸让我拿出来，我很不情愿地把粉笔掏出来。爷爷看来是真生气了，一句话不说，用我的围脖抽了我好几下，我当时都懵了。还没等我回过神儿，爷爷就扯着我出了办公室门，硬声硬气说了几个字“家去，看你以后还敢！”我干嚎的哭声在清冷的夜空里还挺嘹亮。

没过几天，爸爸带我去了趟百货部，买了盒彩色粉笔给我，说钱是爷爷给的。那盒粉笔我用了好久，都成粉笔头了也舍不得扔。

没带澡票就不让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洗澡还算是比较“奢侈”的。爷爷厂子里为了照顾家属，职工澡堂也对家属开放，不过要凭澡票才能进，每个职工每个月可以分到两张。1979年元旦前一天，奶奶带我去厂里洗澡，正好赶上爷爷替生病的管理员在澡堂收票处值班，就跟不认识我和奶奶似的，目不斜视地说：“两张澡票。”起初奶奶还不以为然，以为爷爷是在开玩笑，可看着他严肃的表情，赶忙掏澡票。里外口袋还有装洗澡用品的网兜都翻遍了，却不见澡票踪影。奶奶猛得拍了下大腿，出来找手套的时候放桌子上忘带了，就尴尬地说：“我们娘俩要不先进去洗，明天你上班再带过来？”爷爷的回答也干脆：“不行，回去拿！”有的职工家属帮着说情，爷爷就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把大门挡个严严实实。

奶奶赶忙一溜小跑回家拿澡票，爷爷收票放行，结果我们还没洗完水就不咋热了，气得奶奶好几天不理他。

馒头不是掉皮就是个小

爷爷这个行政科长真是操碎了心，全厂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夏天做汽水冰棍、冬天卖大白菜、春节组织会餐、拆鸡窝修自行车棚......忙得脚丫子朝天。可每天有一项工作雷打不动，就是到食堂帮厨卖饭。他除了洗菜择菜，包包子、捏饺子、擀面条、炸油饼都在行，在窗口打饭总是很公平，谁也别多谁也别少。

食堂也卖馒头，这活儿通常由孩子们完成，拿个白布缝的口袋和面票，仨一群俩一伙地就奔了食堂。我买回来的馒头不是掉了皮就是个头比别人买的小，次数多了就引起奶奶和爸爸的不满，就问爷爷咋回事。这回他倒不急眼了，轻声轻气地只回了一句：“不卖她还卖谁，又没少吃几口。”噎得我们全家嗓子眼生疼。

有次我去食堂晚了，看见爷爷只用菜汤泡馒头吃，那一刻我真难受，赶忙跑开了。

爷爷退休了也没闲着，当起家属楼的“楼长”，收了十几年水电费、卫生费、存车费，从无差错；开了个便民小卖部也总是账目货品分明；解决邻里纠纷不偏不倚，搞环境美化治理尽心尽责，干任何事都一笔一划，横平竖直。

细微小事，足品人心；细枝末节，清可见底。爷爷平淡平凡，但我看来却是璀璨一片。

（一院万源实业公司 李燕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