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记者的“抢逼围”,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感慨道:“刘翔那时被你们逼得很惨!”姚明表示:两会记者们要刹一刹“追星风”,“不要看到一个有点名气的委员就‘逼提案’,逼出来的提案不会是好提案!”（《京华时报》3月1日）
媒体在“两会”期间热衷于“追星”,“看到一个有点名气的委员就‘逼提案’”,这当然不是什么好风气好做法。通过这种方式“逼出来的提案”,当然也不会是什么真正有价值有分量、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提案”。关于这一点,我们事实上不难从此前不少明星委员的“敷衍差事”、“应景式”的低质量甚至雷人提案中,得到非常直观的印证。
在“两会”即将召开的情况下,因为媒体记者“抢逼围”,而临时仓促拼凑出的提案固然“不会是好提案”,但是,如果因此便反过来认为,“好提案”是完全不需要“催逼”、压力的,恐怕同样有失偏颇。
众所周知,代表委员之于“两会”,并非一种荣誉资格、待遇享受,而是一种严肃重大的职责使命,或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加行使国家权力”,或者是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而在这种基本的制度背景和内在职责逻辑之下,作为代表委员具体履职方式和载体的议案、提案,显然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任何“被逼”性质的压力感,否则,一个毫无“被逼”压力、只需轻松“享受”便能应付的职责和履职过程,还何以能算是名副其实的“职责”、“履职”?
依据代表法,人大代表需要“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而政协章程同样明确,“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要求,对于代表委员来说,既是一种履职压力,也是一种检验履职质量的根本判断标准。
毋庸讳言,在现实中,之所以经常存在不少代表委员所提议案、提案质量不高的情况,一些代表委员仅仅是到了“两会”召开时,才匆忙拿出看似“逼出来的提案”,根本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媒体舆论“逼提案”太甚,而恰恰正在于,目前我们还缺乏一些足够健全完善、能真正强有力地逼迫代表委员们必须认真严肃履职,确保他们充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配套制度安排。比如,保障代表委员议案提案充分彻底公开、将所有议案提案均置于阳光之下,充分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安排;保障代表委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直接接受选民和群众监督的述职制度安排;保障代表委员所提议案提案都能得到及时和认真对待,在代表委员与政府部门之间能形成密切的互动和反馈监督机制的制度安排。
无疑,只有这样一些制度配套不断逐步健全完善,“两会”会场上的媒体记者“逼提案”场面,才可能真正消失,而大量真正充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好提案好议案,势必也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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