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长篇小说《抉择》有感
张平创作的《抉择》是一部长篇小说，它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个大型国企的故事。故事脉络并不复杂，春节前夕，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工人到市委机关聚众示威，并举报公司领导层的腐败问题。此事引起当地主抓经济、生产的市长李高成的高度重视，经过秘密调查，清正廉洁的李高成竟发现其一向信任的老部下、老上级和妻子都与该集团的腐败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面对残酷的事实，李高成不得不在普通的老百姓和熟悉的妻子、领导之间，在理想信念和“亲情”、“友情”之间抉择。最终，李高成选择了用人民赋予的权利维护人民的利益，将侵吞国家资产和利用官职不法牟利的国家“蠹虫”送上法庭。
在反腐力度空前的今天，笔者重温这部小说感慨良多。
“右派”家庭中的反腐作家
作家张德祥曾评价外表文弱、说话声柔语慢的张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文字却恰恰气势浩荡，挟雷带电，总是充满正义的激情。无论哪一部作品，无不是为正义和公理鼓与呼。”他认为这根源于张平的性格与性情，根源于作者命运与心灵的遭遇。
张平的父亲是一位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遣返回乡劳动。张平四五岁左右便随父亲落脚农村。他的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在父亲这样的遭遇背景中度过的。张平在农村与农民一起朝夕相处生活了20多年，他们的苦乐早已在张平的心灵中体味至深。所以有人说张平的文字是“带着他的生命本色，带着苦难和善良，带着改变社会不合理现象的精神力量，带着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愿望。”
他认为，写作首先应该是一种责任，面对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面对着泥沙俱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也只能是责任，作家的责任就是干预社会，就像有了小偷需要我们大喊一样。他在《抉择》的后记中也说：“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写作者，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带着这样的情感，张平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凶犯》、《少男少女》，中短篇小说集《祭妻》、《姐姐》、《夜朦胧》、《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等。虽然其中一些作品让他遭遇了绵延十年的官司，但他得到更多的是支持和荣誉。他的作品获得了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等。
在执著于挥笔抒志的同时，张平也开始担任不同层次的领导职务：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民盟山西省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08年还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家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副省长，张平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关照着社会变革中的人和事。
常读常新的反腐力作
《抉择》可圈可点之处正是抓住了改革中群众最关心的话题，小说紧紧围绕着改革中为公为私、为民为己等关乎各方切身利益的抉择展开追踪与剖析，使写作具有了社会性。
莫言在《常识于平田浅草》中谈反腐小说的写作十分不易，“相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作家的想象力往往相形见绌。”《抉择》很好地破解了这个难题，因为作品本身并不是特别在意文学技巧的修饰，而是凭借作者内心笃定的价值判断与腐败问题赤膊相对，并饱以老拳。
“我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下岗失业，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张平在写作之前，曾采访了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他发现，对企业破坏和损害最大的是集体腐败，是权钱交易，是国有资产流失，而各种变着法子侵吞国有资产的花招更让人愤慨。张平决心要替工人说出心里话，要揭露那些腐败分子的真实面目，于是，这些就全部浸透到了《抉择》的创作中。
2000年，张平凭借这部饱含血泪的作品，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年，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上映，影片不仅拿到金鸡奖最佳影片奖，而且创下了当年票房最高纪录。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看后还批示道：“应该让领导干部带着自己的家属看看这部电影。”
这样看来，在腐败现象仍然猖獗的今天，重温并研读这部反腐力作不仅并不过时而且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抉择》中描述的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还是新鲜产物。而如今，各种包裹着糖衣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更为多样，干部、官员面对诱惑时的内心抉择也更加复杂。因此，在今天的社会大环境下，反腐不仅需要各级党政官员自身要具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更需要政府层面充分亮明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真正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风，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反腐倡廉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要警钟长鸣，只有真正在“常”、“长”二字上下工夫，建设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务作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能根除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才能实现党风廉洁、取信于民。
（作者：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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