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默默无闻地横亘在天地间；桐汭河，悄无声息地流淌在岁月里。
半个多世纪前，甚至更遥远的年代，那里仍然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处女地。峰峦叠嶂，杂草葳蕤，禽兽遍野，洪荒不断。
但谁又能想象，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片皖南山区神秘荒僻的山坳里，竟飞出了一枚枚探空火箭，直飞苍穹，遨游云天。
如今，在那个郁郁葱葱的山沟里，依然矗立着一座52米高的直导轨桁架笼式发射架。它既像一柄直刺蓝天、傲视大地的利剑，又像一个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的历史老人，在述说着一个被封存了半个世纪的十分久远的故事
多个“中国第一”曾在这里诞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航天事业刚刚起步阶段。在安徽省广德县一个叫誓节渡的密密山林里，我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专门发射探空火箭的试验站，试验站叫六〇三。为什么叫六〇三呢？因为试验站的那片土地是在1960年3月份被圈定并决定开发建设的，所以六〇三就成了该试验站的名称，一直延续至今。用时间的概念来命名一项工程在航天领域比较普遍，如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就被称作“921工程”。
于是，这里有幸成为我国探空火箭的发祥地，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摇篮。而六〇三迄今为止，还是中国航天在安徽境内唯一的一块领地。
历史不曾忘记，1960年2月19日，我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T-7M在上海南汇县老港镇东进村海边滩涂成功发射。同年5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该火箭。当他老人家得知这一火箭是由一群从来没有干过航天的“初生牛犊”搞出来的，非常高兴，将他们大大褒奖了一番。他同时激励年轻人，一定要搞出飞得更高更远的火箭，勇攀新的科学高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鉴于上海南汇老港简易发射场规模太小，发射架也只有20米高，发射大一点的探空火箭以及实施火箭回收等试验施展不开。于是1960年2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在华东地区寻找一块相对广阔而又偏僻的山地，建设一个规模稍大的发射试验场。同年3月，由中科院581组和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有关同志，经多次对华东地区实地勘察，最终选定了这一神秘的山坳建立一座发射试验场。
我国早期的飞天路，在这里构筑；我国雏形航天器的发射，在这里竞相升空。于是，一个个“中国第一”在这里诞生。从1960年至1966年，六〇三试验站共进行了30多次各种类型和多种用途的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的发射试验。其中，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气象探空火箭，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我国第一枚高空生物试验火箭，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次电离层探测试验任务。其中，发射高度最高的达到125公里。另外，在前苏联航天员加加林首次飞天成功消息的刺激下，他们决定进行生物火箭搭载活体动物的飞行试验，其间先后搭载了“小豹”和“珊珊”两只小狗，飞行高度为70公里。当回收舱安全返回，科技人员打开舱门时，只见从天外归来的两只小狗活蹦乱跳。这两只小狗一下子成了“动物明星”，并被专程护送到北京，由著名医学专家贝时璋“陪同”，接受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亲切接见”。搭载动物的成功，开创了我国生物试验火箭成功回收的先河，也为我国以后开展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王希季与探空火箭的深厚情结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时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王希季院士，对他早年曾经参与研制过的探空火箭有着深厚的情结。2010年，笔者为搜集早期有关航天的历史资料，专程前往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院）采访王希季院士。谈到当年研制探空火箭的那段历史，王老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他回忆说，探空火箭研制之初，是在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缺少必要的精密制造和检测设备，缺乏航天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起步的，也是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没有他人帮助和提供资料的条件下进行的。记得当时搞T-7M试验模型火箭时，发动机推进剂加注是依靠自行车打气筒加压进行的，而发射时控制时间的机构是利用市场上买来的小闹钟改装的，火箭的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灯泡内的钨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发射控制室则设在泥土堆成的地堡内，指挥员依靠手势和喊声来指挥火箭的发射。这些，对今天从事航天高科技的科研人员来说，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王老说，那时我们的研制条件确实十分艰苦，设计和加工手段也非常落后，如计算弹道，我们用的是手摇计算机，二三十个人白天黑夜连轴转了两个多月才计算完。又如我们对于容器贮箱的设计也一直通过试验来验证，让其不断在加压中承受压力，一直到爆炸为止。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只要做个仿真试验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再如发动机试车，是在一个抗战时期留下来的废旧碉堡里进行的，往往一次试验做下来，科技人员都是灰头土脸的。但是，早期的航天人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指引下，他们自行研制、自主创新，取得了首次采用固体、液体发动机，飞行高度达到125公里以上，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探空火箭。我国首次有菌类搭载飞行试验和小狗搭载上天并成功回收，首次携带科学测试仪器升空并成功回收等，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王老强调，那时的研制条件虽然很艰苦，设计和加工手段也非常落后，但我们仍然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根据当时的实际可能，所做的各种试验都非常严谨。如计算弹道，虽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虽然要算上几天几夜，但大家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以不出一点差错为追求目标。又如我们对于容器贮箱的设计也一直通过试验来最后验证。再如发动机试车，是在上海江湾机场一个抗战时期留下的废旧碉堡里进行的。一次次的试，究竟试了多少次，最后我们也记不清了。各个环节都通过充分的试验，来验证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记得那时我们领导和科技人员都非常忘我地工作在科研生产第一线，每天晚上12点钟之前大家都不回家，因此院办公室主任每次都来催促我们赶快回去睡觉。
T—7M 火箭的发射成功，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从工程意义上来说，它毕竟是第一次。T—7M成功当年，毛主席就亲自到上海来看火箭，说明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对航天产品看得很重。另外，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等中央高层领导同志都曾来上海看过探空火箭，或到研制生产现场视察指导，给了机电设计院的全体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王老认为，现在看来，T—7M 火箭虽然是个很小的火箭。但它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我们当时对系统工程的一次有益尝试。那时的探空火箭同样是多品种的，有气象火箭，有无控制火箭，有电离层火箭，有生物火箭等，还有返回回收装置。我们这支队伍在没有现成资料的情况下，硬是通过自己摸索，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大胆创新，直到逐步掌握了整个探空火箭的研制、发射全过程，其中包括关键的发动机液流控制技术等，并锻炼出了一支早期的航天工程研制队伍。因此，“两弹一星”的成功，也有探空火箭研制队伍的功劳，我们在研制过程中用到的照相技术、红外地平仪、发动机高空点火技术等，都对我国航天事业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历史将铭记深山铸箭的航天人
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决定上海航天基地以发展防空导弹为主，并成立了上海机电二局。以后，为加强上海防空导弹的研制力量，又从北京老五院二分院搬迁了五个研究所到上海，帮助共同研制防空导弹。同时，鉴于当时国内国民经济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原先准备用大型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的计划暂时调整。这样，探空火箭的研制和未来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战线逐步收缩，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行各业受到冲击，探空火箭的研制和试验也不例外。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探空火箭基本上完成了它在六〇三试验站的使命。后来上海机电设计院整体搬迁到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先驱者钱学森，曾于1960年12月底亲临六〇三指导发射试验。一路颠簸、风尘仆仆的钱老，那天一下车顾不上休息，踏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直奔发射场。在发射现场，他仔细地观看竖立在发射架上的探空火箭，询问有关技术问题，并在现场指导发射。其间，钱老坐在试验站简陋的板凳上，喝着大碗粗茶，谈笑风生地与年轻人拉着家常。他还勉励年轻人要树雄心、立壮志，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干出来。航天长者的谆谆教诲，一直激励着一代代航天人。
历史将永远铭记曾经创造奇迹的一群年轻人。说他们年轻，因为当时搞探空火箭的那一批人，平均年龄只有24岁。他们有的刚从大学或中专毕业，有的甚至还没有毕业。但是，为了祖国的应召，为了神圣的事业，他们毅然跨出校门，踏进航天，用热血和青春报效祖国。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当年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于是，他们怀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雄心壮志，开始了一项神秘、光荣而又十分艰辛的事业。
虽然当时的研制条件十分简陋，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但勇于探索的航天人坚信：既然鸡毛能够飞上天，那么，山沟里也一定能飞出“金凤凰”。
确实，只有当历史慢慢沉淀下来的时候，才会让人们越来越感觉它的厚重，越来越感觉它的非凡。一位老航天人曾经十分感慨地说，选择航天，就是选择奉献。献了青春献终生，无怨无悔守清贫。
情系航天，守望苍穹。在深山铸箭，在荒野报国。他们放飞的一枚枚火箭，他们创造的一个个奇迹，值得中国航天史册记载。正是鉴于此，六〇三试验站先后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命名为航天精神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
今天，随着航天新一轮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沉寂了多年的六〇三试验站又被唤醒，它将作为一个新型的试验基地进行开发建设。也许用不了多久，一座新型的航天试验站将在这里崛起，并被赋予新的内涵。
（作者：游本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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