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道德情操论》

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资本堂而皇之地成为市场经济秩序下的关键词，或许马克思的论断太著名了，以致于在很多人一谈到资本这个恶魔，在潜意识里始终认为，市场经济原本就是利欲熏心，就是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就是见利忘义，就是尔虞我诈，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里……，哪里会谈得上道德与情操的塑造。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把无数恶毒的话语强加于市场经济这一魔怪身上。

无可否认，资本是逐利的产物，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之下，逐利的驱动可以使资本快速得以集聚；另一方面，当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到足以令人错愕，令人不堪一击时，资本一定会充分暴露它的逐利本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还不是十分规范的时候，法律、道德、情操等等，都会成为资本的绊脚石。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还没有作为一个正式的经济体制推出之前，人类大体还是遵从于道德的约束，至少说道德首先应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虽然资本已经表现出赤裸裸的剥削与倾轧的本质，但是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道德的呼唤与渴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被世人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作为经济学家他广为人知，但是，在他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之前，他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已经获得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对于这一点人们却知之甚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道德情操论》在西方伦理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1759年到1790年的40多年时间里，亚当·斯密先后六次对其进行修订，直至其去世前几个月的版本才正式出版，足见其对这本书的重视。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以一生经验对人生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提出了以“同情”为基础的伦理观，“同情”是这本书最为核心的部分。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部经典的文献进行艰深的研读，你会发现在亚当·斯密思辨性表现极强的逻辑中，往往沉浸其中却令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这绝对不是一种令人轻松和愉悦的阅读体验；或者仅仅把它视为一个道德情操的范本，你会不自觉地逐次将其与当下的种种一一印证检讨，这个过程亦是十分艰涩；所以，我断断续续地读完这本基本无趣的书，惊异地发现，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当他还没有完全清晰地提出市场经济体系之前，能够以道德情操作为其理论铺垫，而且是在两个几乎不沾边的领域里经历一次深刻的思想耕耘，并能使矛与盾天衣无缝地组合成博大的思想宝库，该是一个何等睿智的思想者。

《道德情操论》以“行为的适当”为第一卷，并且将这一观点贯穿于整部著作中，这事实上暗示了斯密把行为的“适当”作为普通人都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美德标准。斯密从人性出发，提出人是激情的动物，其中除了自私外，还有同情。他认为道德的基本核心是同情，同情是一种人们通过情感迁移和换位思考，对他人的行为与情感的正当性的认同。紧接着他转入对仁慈与正义这两种美德的阐述。斯密认为，仁慈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它源自于对他人适当性行为和情感的肯定认同。当我们与他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时，我们就会对他产生一种仁慈的情感行为。它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情感与自我情感的和谐一致，对他人的怜悯和帮助源自于我们对他人的仁慈，人类如果能够通过一种爱的纽带联结起来就会组合成一个充满温情的社会。

在我看来，人类对于向善的智慧与力量总是相通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这些先哲们的朴素思想，在对于私德的坚守与公德的认同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总会不经意地达成某种默契。令人敬佩的是，亚当·斯密耗费半生的心血把自己的思考写成了这本十分罕见的，也可以说是至今惟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著作。他极力要告诉人们，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情感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如果深深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那么，每个人对这种人类朴素情感的葆有和维持都将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甚至民族的强盛产生微小而至关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句名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中他阐述了另一只无形的手，明确指出：当个人利益与自己所属的社群或阶层的公共利益产生冲突时，有智慧和美德的人都愿意牺牲前者来成全公共利益。本质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人，无时无刻不与其他人发生着关系，不可能孤立于社会而单独存在，只有集体生存，个体才能生存，只有集体发展，个体才能得到发展。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手总是推动着个体向有利于促进集体发展的方向前进，这只手便是道德。

空洞的道德说教不但令人乏味，还会让人联系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予以批判。亚当·斯密对于道德的高调标榜，事实上也印证了一个更为完整“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形象和他全部的思想。正如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方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视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如果只是曲解、误读倒也罢了，问题是在当下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很多人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屏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谈市场经济，必是“利益最大化”，他人的利益可以漠视，正当的诉求充耳不闻，他们信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甚至不择手段，一俟有人挥舞道德之手，便暴跳如雷，大骂假道学、卫道士，大扣思想僵化帽子，似乎只有自己才是市场经济的急先锋。长此以往，优良的传统、作风丢弃了，道德情操摧毁了，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变得正常起来，潜规则高于显规则，精于算计，人人自危，惟恐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反过来又影响更多的人对未来失去信心，进而加入到“利益最大化”的行列，可怕的蝴蝶效应，将人们扇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其实，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一种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形态，一种规范经济社会的工具，一把双刃剑，舞得好，风声水起，舞不好，伤人害己。这样说，绝不是对计划经济的迷恋，在世界性金融危机来临面前，一些西方国家也承认计划经济具有它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尝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却甘愿将自己全盘否定，这其实是一种极不健康、成熟的盲从心理。它的更大恶果则在于，在这种不健康、成熟的集体心理支配下，屡屡会导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破坏与建设交替更迭，步子自然跌跌撞撞，虚虚实实。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财富的再分配已然成为我们社会“富人”与“穷人”博弈的主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政府的主导，比如在政策的制定上将利益的杠杆更多地倾向于“穷人”，但是这种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要将少数人手中拥有的巨大财富分享给“穷人”，仅靠政策手段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过来还会造成更多的“资本外逃”。但实事求是地说，道德的力量对于刚刚富裕起来的国人影响作用也不见得就会好到哪里去。

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改革调整、利益分配、贫富差距拉大、房价非理性上涨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是人们得以安身立命之所在，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人们身陷其中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些道德与不道德，以及衍生出以上种种人类情感的“同情”正是《道德情操论》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如果法律的规范依靠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样，道德的修为，也需要一个好的道德环境，真正的实践依赖于生存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以现实的道德环境来看，道德的重构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假以时日，在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将道德的生态修复好、维持好，并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提升为准绳。归结起来讲，那就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作者：罗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