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委会与干部群众座谈,听取意见和建议。(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3月27日,李克强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桥头镇太平庄村看望贫困户。(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3月25日,张德江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吴地村看望群众。(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3月24日,俞正声在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彝族小院农户家中进行座谈交流,听取基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 摄)
3月23日,刘云山在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听取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建议。(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3月25日,王岐山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主持召开蒙阴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3月26日,张高丽在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小桥子村看望贫困户王井山一家。(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展开。和此前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联系一个省类似,在第二批活动中,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联系一个县。 3月17-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此后,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分别前往各自联系点:李克强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张德江到福建省上杭县,俞正声到云南省武定县,刘云山到陕西省礼泉县,王岐山到山东省蒙阴县,张高丽到吉林省农安县。 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什么选择这7个联系点?他们“下乡”,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到田间地头走访考察 “直接到群众中去听意见” 乡村,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生中都曾具有的经历和烙印。 总书记习近平,在1969-1975年,曾在陕西梁家河大队当过6年知青,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麦子一扛就是200斤;李克强也在1974-1976年间在安徽省凤阳县当过知青;张德江当知青的时间则是1968-1970年;刘云山是在1968-1969年间,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苏卜盖公社劳动锻炼;王岐山也在陕西省延安县当过3年知青;张高丽则是“农民出身,种过地、犁过田”。 因此,对基层、对乡村,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可以说有天然的感情。正因此,他们率先实践了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强调的工作方法:“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直接到群众中去听意见”。 “请大家讲,我们是来听的。”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和干部群众座谈的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地说道。这座村庄曾是兰考最大的风沙口,在焦裕禄和工作队挖泥封沙、栽种刺槐几十年后,终于摆脱了风沙的肆虐,户户通上了自来水。 “我提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教育实践活动一抓到底,不要一阵风;二是希望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像焦裕禄那样到群众中去;三是希望中央多想办法让农民的钱袋子进一步鼓起来。”曾和焦裕禄一起治沙的老党员雷中江老人说。 在这场小型座谈会上,基层干部群众畅所欲言,总书记则不时插话,与他们交流。 此前,在对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的考察中,总书记更是一连串提出“审批项目集中办,形式怎么样”“一站式做到了吗”“服务中心实际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便民了”等问题。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常委“下乡”的过程中。 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桥头镇太平庄村,来到比路面低近1米的铁路退休职工隋富的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边走边问:“已经是半地下,下雨的话,雨水会倒灌吧?”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李克强说:“政府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彻底改造,很快就会让大家住上楼房。”在田头,他冒着春雨、登上泥垄察看墒情,抓起地上的一把干土,说:“这也只有‘十个水’吧?再能下一天一夜就好了。” 来到云南考察,同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则在武定县插甸乡大古普村问孩子学校伙食,在卫生院问基本药物供应和群众看病报销情况,在贫困户家里和大伙儿唠家常。来到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镇高菜尧村的刘云山,在山坡上和农民交谈问生产生活;在山东蒙阴县,王岐山在垛庄镇后里村的红色文化教育展览室里调研;在吉林农安县农安镇小桥子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在大棚里察看瓜苗长势,紧握住劳作群众沾满泥巴的手,向他们询问情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跟大家面对面交流,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和实际要求,这个目的达到了。”习近平说。 考察当地窗口单位 “务虚”的落脚点是“便民” “我之所以选择兰考作为联系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因为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我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3月18日,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焦裕禄精神”,是习近平此次下乡一以贯之的“红线”。在习近平看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的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仅让少年时代的他“受到深深震撼”,更让他“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即使数十年后,也依然“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 焦裕禄式的干部,是习近平心中的好干部。而群众路线教育,正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活动。因此,在几位常委的“下乡”中,对理想信念的重视都放在第一位,带着明确的“务虚”色彩。 到兰考调研考察的习近平,甫一下车,就直奔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在那里,他对偶遇的另一队学员说:“我也是来学习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到福建上杭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张德江首先瞻仰了古田会议会址、古田会议纪念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等地,重温革命优良传统;刘云山作为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反复强调作风与思想觉悟的关系;王岐山到达山东蒙阴县后,则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向烈士和革命传统致敬。作为中央纪委书记的他,此次“下乡”中强调得更多的是党建与作风建设。 即使是“务虚”,几位常委的落脚点也都落在“实处”。强调焦裕禄“时刻不忘群众、坚持为民服务”精神的习近平,就于3月17日来到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考察这些窗口单位是否真正“为民服务”。 对窗口单位的考察,也成为此次七常委下乡的一大共同点——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都考察了所在联系点的一些窗口服务单位。 窗口单位是“党和政府的直接形象”,也是服务民众的第一现场;是简政放权的直接体现,也是影响社会效率的主体。或者说,七常委全都选择窗口单位进行考察,也体现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本质——是否真正“便民”、让民众实惠与满意。群众的满意程度,是检验这场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唯一标准。 联系点选择各有深意 深入“老少边穷”地区 和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七常委的联系省相比,此次的7个联系县,选取范围和第一批完全不重合。归纳起来,两批教育实践活动,七常委的调研、考察范围已经覆盖了14个省区,最大程度地做到了“全覆盖”。 其中,习近平联系了河北和河南,李克强联系了广西和内蒙古,张德江联系了江苏和福建,俞正声联系了甘肃和云南,刘云山联系了浙江和陕西,王岐山联系了黑龙江与山东,张高丽则联系了四川和吉林。联系点的范围遍布中国的东南西北。 而此次七常委下乡的一大特色,是普遍选择到贫困基层、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去了解情况、体察民情——在此次的7个联系县中,河南兰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内蒙古翁牛特旗是贫困旗,福建上杭县是著名革命老区,云南武定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山东蒙阴县则位于沂蒙山革命老区。 同时,除了“老少边穷”,本报记者发现,7位常委在选取联系点时,也特意选取了“不熟悉”的地区。在两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除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批实践活动中选择了河北省这一曾有过直接从政经历的省份外,其他6位常委都没有在联系省份、联系县所在省份直接从政的经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不熟悉”,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基层情况。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是反“四风”,恢复党和群众本有的鱼水关系。而反“四风”,正是为了给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真正让百姓受惠。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兰考县调研时指出,以“民心热线”这一服务机制来说,把各种渠道的群众反映综合起来受理和解决是一个好做法,但既要注重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建立长效机制。他叮嘱道:“为民服务不能一阵风、虎头蛇尾,不能搞形式主义。” 李克强则在调研中考察了更多的民生问题。在翁牛特旗所属的赤峰市,李克强考察了全市棚户区的情况,这是新一轮“棚改”的重头戏;在翁牛特旗,李克强重点考察了两方面的内容:医疗改革与行政审批。他在一座卫生所里问两位村医:国家津贴够生活吗?他说,你们让乡亲们不出村就看上病,地方近、花钱少,按群众的话说是方便实惠,诊所虽然小,却解决了大问题。在政务服务中心,他专门询问群众办事的方便程度,称政务服务中心是这一届政府改革的“马前卒”。 在云南,俞正声的调研侧重民族与宗教。他指出,要加强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快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而在吉林农安县小桥子村,张高丽就新农合、养老补贴、新农保、粮食直补、农田水利建设等问题,跟农民一一作答。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就是查摆和解决党员干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促使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共产党领导13亿人民,实施正确的领导,我们就一定会实现中国梦,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在兰考,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说道。(申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