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耄耋之年的刘纪原，把毕生的心力都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

作为原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这位老人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管理者，更是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展壮大的见证人。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开始迈步追赶“世界航天大潮”。在苏联、美国人造地球卫星相继升空之后，我国卫星发射相关事项也被提上日程。

“发射卫星要有运载火箭，但当时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刘纪原回忆，“自力更生”成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诞生的关键词。

为了把我国自主研制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965年，已经成功发射、性能相对稳定的“东风二号”被增加一级，变成三级火箭，成为最早的中国长征运载火箭。

刘纪原坦言，这次改良技术难度很大。“原材料、元器件、实验手段、检测手段、高空分离技术等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和反复的试验，发动机热试车技术尤其棘手”。但回过头看当时的筚路蓝缕，刘纪原非常自豪。“我国靠自己的努力为后续航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一直认为目前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非常可靠，是由于当时基础打得十分牢固。”

经过5年的准备，1970年4月24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长征运载火箭第一次出征太空，不辱使命。

前国际宇航联主席马尔西奥·巴博萨曾称刘纪原为“中国航天开展国际空间技术合作的开拓者”，在中国内部体制转轨期，刘纪原主管航天科技国际合作交流，架设了一座中国运载火箭通向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桥梁。

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军民结合的方针，军工技术向民用转化。对于当时航天部来说，这意味着在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还要保证自身的发展。但那时，中国航天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军品任务减少，人员不稳定，收入微薄。有人笑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寻找发展的突破点成为航天人直面的大课题。

1986年，欧美承担半数以上卫星发射任务的“阿里亚娜”等火箭相继出现发射事故，国际运载火箭市场出现排队等待卫星发射的局面；同时，十几颗卫星的成功发射为中国航天承揽对外发射任务、打开国际商业市场大门增添了决心和信心。

“能不能用我们已经成熟的运载火箭给国外发射卫星？我认为当时我们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在刘纪原的力主下，包括他在内的10人小组亲赴海外市场调查，之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开始走向国际，叩响世界的大门。

1988年，经过艰难的谈判，中美签订首个用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发射澳大利亚卫星的技术合作协议。

然而，拿下了发射“澳星”的协议之后，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大的困难。这一年“长二捆”还是“纸上谈兵”，并未研制出来；为了促成合约，中国不得不接受了美方提出的一些极为苛刻的条款：如果在18个月内，中国不能完成火箭的研制、生产以及发射场等系统工程建设的话，将被美国罚以重金，中国将彻底失去打开国际市场的可能。时间短、任务重、资金匮乏，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任务无异于“天方夜谭”。

据刘纪原回忆，当时在巨大的压力下通过贷款募集到研发资金，航天人以超人的毅力和气魄让“长二捆”提前屹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塔架上，顺利把澳大利亚B1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成功发射，推动了中国航天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坚定一步。

一番伟大的事业从来都不会像这样一帆风顺。

1992年8月14日，长二捆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澳大利亚B1通信卫星时点火失败，实施紧急关机。在之后原因排查过程中发现，配电器节点上面存在0.2毫克多余物。“这个配电器是在过去成熟型号中用过的。这告诉我们，过去的技术并没有完全吃透。”刘纪原心有余悸。

这次发射遭遇挫折受到国际航天界对中国火箭运载能力和技术实力的质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狠抓航天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进行质量专项技术改造。”刘纪原对此进行了深入反思。

经过多次讨论，航天工程管理“72条”、改进质量管理“28条”、改进质量问题管理“双五条”等中国航天一系列质量管理条例相继出台。今天，这些管理办法已经成为打造性能良好运载火箭的“圣典”。

刘纪原认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40余年的成长中已经实现了巨大跨越：火箭运载能力稳步提高，可以承担低轨道大载荷的发射任务；火箭制造已经走上系列化生产道路；火箭燃料向无毒化发展；新材料、智能化生产手段不断被应用到生产过程中……而这些跨越也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打足了底气。“世界航天大潮势头正劲，我们可以迈开大步去弄潮。”刘纪原说。（姚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