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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光选 辉煌伟业尽忠诚

发表时间:2007-01-23

人物简介谢光选(1922.11.5-),江西南昌人,沈阳理工大学名誉校长,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专家,中国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主要开创者之一,曾任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期间,提出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程序,任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时,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攻克高空失重场二次启动氢氧发动机技术难关的国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率先进入国际市场。

使命和责任,在他心中最重。谢光选在经历过失败的大悲和成功的大喜之后,对从事的航天事业更加坚定不移,他认定这条路没有走错。为了钟爱的事业,他甘洒一腔热血。

中国要强大,民族要富强,谢光选把从事的职业紧紧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一次次火箭发射的成功,更加坚定了谢光选的信念。

大将点兵  定下终身

1922年11月5日,谢光选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祖父是当地知名的儒医,曾立下“宁存千卷书、不置万亩田”的祖训。父亲因精通中西方银行业务而在省内银行界颇有声望。他留给子女的家训是“读千卷诗书,学一技之长”。

1942年,谢光选考大学,国内几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寄来。可是由于家境艰难,一时拿不起学费,谢光选只好选择了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他怎么也没想到,从这所当时不算太有名的学校里,先后走出了任新民、李乃暨、徐兰如等一批著名的中国航天专家。

五年寒窗,谢光选不遗余力地扩大知识面,培养自己的自学能力。他用1年多的时间,读完了12本《大不列颠机械百科全书》。著名的土木工程学教授丁观海先生把国外弹性力学理论引进中国,他便挤出时间去听丁先生的课。谢光选被丁先生的弹性理论点化开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认识到:导弹不是一个硬体,而是软体,就像一根抖动的教鞭。正是靠这种探求精神,谢光选成为弹性力学理论的应用者。至今令谢光选遗憾的一件事是,20世纪80年代末丁观海先生的儿子——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时,谢光选不在北京,失去了一次与他交流的机会。

1947年初,谢光选告别了传授他知识和培养他能力的兵工学校大学部,来到了沈阳兵工厂。在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的年代里,谢光选内心盼望着解放的曙光快点到来。辽沈战役胜利后,共产党接管了这家兵工厂,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当时国家急需新式武器,兵工厂先后成功地进行了战术火箭发射器研制,反坦克火箭研制和TNT不经溶化、以螺旋杆压入弹丸内装置的生产研制。这些,对于二十五六岁的谢光选来说无疑是理论用于实践的大检验。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上述三项任务,全被谢光选赶上了,并获得兵工总局的奖励和沈阳市第一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谢光选还在沈阳一家兵工厂里做着普通的工程师,那时他和同事们刚刚研制成功反坦克火箭。不久,他和一位大人物的偶然相见,使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变化。

在试验室观看气象平台测试

1956年初,兵工厂来了一位身穿便衣、头戴皮帽子的中年人,还来了8位陪同的工作人员。中年人提出要到生产车间看一看,厂长和党委书记开会外出,临时抓了谢光选的差。对于面前的这位陌生中年人,代表工厂方的谢光选本以为只是领他一般走走、看看就行了,没想到他们提出要到炮弹车间看看。在这个严禁烟火的生产重地,只见中年人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谢光选立即上前制止道:“同志,这里不准抽烟。”来者二话没说,马上把香烟熄灭,同时用眼睛仔细打量了一下一脸认真的谢光选。随后,中年人又向他询问有关工厂的研制生产、导弹性能等问题,有极强保密观念的谢光选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严肃地说:“对不起,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保密问题,没有党组织的批准,我不能告诉你。”这时,来者的随同工作人员才向谢光选说:“这是陈赓大将,你回答他的问题吧。”尽管这样,谢光选还是挂通了厂党委办公室的电话。

了解了中年人的身份后,谢光选一直绷着的神经才开始松弛下来。陈赓大将在车间参观时,对生产环节、机器设备、人员素质等等问题,问得详详细细,谢光选回答得也令陈将军十分满意。特别是对面前这位小伙子在讲解中对导弹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表述得清晰明确、有条有理,深为赞赏。参观结束时,陈赓大将拿出个小本子,记下了工厂一些技术人员的名字,并对谢光选说:“准备调到中央工作吧。”当时谢光选心里纳闷,调到中央去干什么工作?等来到了北京,才恍然大悟。

1957年3月,谢光选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此成为航天队伍中的一员。

面对挫折  笑迎凯旋

涉足航天,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仿制苏联的P-2导弹。对于他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解剖外国人研制的地地导弹。运载火箭是十多个学科、百余个专业技术的复合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大学时代,谢光选就特别偏爱火箭知识,尽管经过近10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但他还总是感到要补充、更新的知识太多了。在仿制时期,他时常从一本《宇航工程手册》中找答案。为了了解P-2导弹的总体结构、组成部分、单元配制、器件、材料,他不但掌握了英语、德语,还攻读了俄语,自学了陀螺力学、控制论、可靠性数学、微机应用、低温传热学、二相流和热传递的新进展等专业知识。

1960年9月10日,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20天,在我国国土上,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研制的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仿制导弹。可是对于亲临这次发射的谢光选来说,却感到很不是滋味,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导弹啊。从那时起,谢光选暗使心劲,一定要研制出名叫“中国”的导弹。

随后,我国加紧进行仿制导弹的任务。这时,谢光选出任第一研究院总体部五室主任。五室属于大型试验综合试验室。为使仿制任务圆满完成,谢光选翻译整理了许多资料,攻克了一道道理论难关,制定了技术细则。1960年11月5日,是谢光选铭记在心的日子。在他38岁生日的时候,他和其他研制人员一起仿制的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平安地发射升空。这年,他被任命为总体部副主任。

和副总设计师在一起

从仿制到研制的道路并不平坦,当第一枚自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出厂时,总体部政委刘川诗问专家,这次发射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在场的人有的说有八成,有的说有九成,可谢光选却凭着自己的直觉,唱了个六成的低调。他的话一出口,让刘政委吃了一惊。在交换看法时,谢光选实事求是地说道:我们没有数据,没有计算机,我们的想法又得不到验证,只好上天做试验。结果不出意料,第一枚自制导弹发射后约20秒就掉了下来,航天人精心养育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

失败并没有使航天人气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他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研制经验,制定了必须进行17项地面试验后才能进行飞行试验的制度,又相继成立了计算机、元器件等科研机构。1962年底,谢光选被任命为东风二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

1964年6月29日,是个令谢光选最激动的日子,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终于发射成功了。

1964年9月11日,中央专委就两弹结合作了部署,决定由二机部、七机部共同组织两弹结合试验方案论证小组,由七机部抓总。

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亲自召集了两弹结合专题座谈会。专家们认为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好比“啰唆汉”娶了个“娇小姐”。因为导弹起飞前要进行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加注、精瞄等“啰唆事”。原子弹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娇贵得不得了。导弹、原子弹都是尖端技术,双方互相又不了解,难度极高。两弹从“恋爱”到“结婚”有一个过程,有大量工作要做。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听了笑着说:“我不仅要当两弹结合的介绍人,还要当证婚人。”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原子装置试验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但外电报道说:中国是有弹无枪。

要搞两弹结合是非同一般的事情。美国在海洋上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试验,苏联导弹载着原子弹飞越偏僻的西伯利亚冻土层,其试验风险都比较小。我国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为避免不幸事件发生,要求产品必须高质量和高可靠。二机部和七机部都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

1966年10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等领导听取了来自发射基地的任务准备情况汇报。当总理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时,谢光选作为导弹核武器技术协调组长,心想我做不到万无一失,便举手站了起来。周总理笑着对谢光选说:“你坐下。”“什么叫万无一失?只要你们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够发现的问题都找到了,就是做到了万无一失。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我总理还要做支持你们的勤务员,给你们搞协作。”接着聂帅插话说:“总理你还是当勤务部长吧,我当勤务员。”总理又说:“如果你们的工作责任心不强,应该做到的没有做到,造成损失,我总理不答应,不严肃不认真,我不允许。”这些话语使谢光选受到了鼓舞,也受到了鞭策。

甘肃的柳园是导弹载着原子弹飞过的地方,那里有5万居民。当时总理十分担心居民的安全,多次询问到这件事。经过计算,谢光选等人告诉总理,导弹失落到柳园的概率是十万分之六。总理放心了。其实谢光选的心里一直如同压了块重重的大石头,紧张的心情一刻也没有放松下来。

8天后,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上空传出的一声巨响,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基地起飞后,准确命中预定目标,并成功实现核爆炸。罗布泊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发射这天的凌晨,当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起飞100秒后,因劳累加上感冒再加上神经处于紧张状态,穿着皮大衣的谢光选身上的汗一直顺着脊梁骨往下流。谢光选真正体验了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也感受了汗流浃背是个什么滋味。

当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聂荣臻就把谢光选等人叫到身边,在国旗底下照了张相。“这个是钱学森同志,这个是我。”谢光选指着一张年深日久的照片动情地说。

想起那段日子,这位老专家脸上还流露出一种愧疚的神情。在导弹发射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正赶上他老母亲病危,他多想陪在母亲的身边,尽上做儿子的最后一份孝心。可是忠孝不能两全,他只有把对母亲的牵挂和血肉情,深深地埋在心底。等他完成任务,凯旋而归时,他再也看不到母亲了。岂止与母亲,谢光选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的爱人结婚后,两人为了各自的工作,聚少离多。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家不得不请保姆。一次两人都出差外地,保姆突发心脏病故去,要不是孩子们的惊哭声,邻居们还不会发现谢光选家出了事。

40年过去了,谢光选一直珍存着一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号外,上面的日期是1966年10月27日星期四,是中国人进行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日子。

担当重任  目光放远

1977年谢光选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随后出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为了攀登更高的科技高峰,这位没有留过洋的“土专家”以“勤奋”和“务实”为座右铭,致力于新型火箭的开拓和发展。他与科技人员一起,做了大量研制工作。他用弹性理论描述了火箭的纵向固有弹性振动,用波动方程和二相流描述了推进剂输送管路的固有振动频率,结合发动机的气蚀柔度和增益做稳定分析。他们在氧化剂管路旁增加一个液容,使两个固有振动不产生共振,抑制了全箭耦合振动的发生,改善了低频振动的环境,还确定了36个与低温技术有关的课题,解决了长征三号火箭的技术关键,为采用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铺平了道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采用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长征三号火箭在1984年1月首次发射时,只获得部分成功,但取得重要成果,认识了低重力场三相流、高真空度下的三相流的危害。70天后,长征三号火箭再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这次发射,为中国打开世界通信卫星发射市场的大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载着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圆满地完成了长征火箭第一次对外商业发射服务的重任。谢光选清楚地记得,他以总体设计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的各种型号导弹、火箭飞行试验达49次,成功率为93%。作为总设计师的谢光选感到欣慰的是,担负过发射国内星和国外星的长征三号火箭,为中国新型火箭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长征三号火箭的运载能力约为1.45吨,由于运载能力较大,飞行时间长、技术新、要求高,在研制过程中,要解决低温技术、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二次点火和大型火箭纵向耦合振动等重大技术难题。面对艰巨的任务,谢光选和他带领的长征三号火箭研制队伍,凭着一颗为祖国争光、为祖国争气的耿耿忠心,抱着“中国不能在静止轨道上缺席”的壮志,把志气和骨气转化为攀登科学高峰的巨大动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说:“掌握这种发射同步定点通信卫星的技术是我国运载火箭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我是总设计师,必须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

与戚发轫交谈

回首长征三号火箭的研制过程,航天人会说那是一段不断攻克难关的历程。掌握地球静止轨道发射技术,发射同步定点通信卫星,是航天技术的又一次飞跃,也是一个国家运载火箭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标志。

说到成就感时,谢光选笑着说:“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上上下下都是我的老师。”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的谢光选,从总设计师的岗位退到二线后,人退休但心没退。他曾为揭开长征三号火箭两次失利的谜底,花了600多个小时,复习和补充了低温物理学、真空物理学、分子热力学、费克定律和三相流、爆炸理论等学科的知识,推算了一大堆方程式,终于攻克了难关。他还进行了“高空失重场多次启动发动机问题”的研究,他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再为航天事业做点有益的事情。

如今,谢光选虽已年过八旬,但他仍然关注着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的发展。他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航天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已经在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身上熠熠生辉!我几乎亲历了中国航天发展的50年历程,我由衷地为她而骄傲、自豪!”(宋丽芳 朴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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