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王永志（1932.11.17-），男，中共党员，辽宁省昌图县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火箭技术专家，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

2014年9月15日，太空探索者协会第27届年会在北京闭幕，王永志被太空探索者协会授予水晶头盔奖。

在中国航天发展的历程中，有一位既爱编织梦，又能圆梦的人，他先后主持和参与主持研制的6种航天型号取得首次发射无一次败绩的骄人战绩。2003年10月15日，当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后，他又圆了一个最大的梦。他就是中国航天领域知名的火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采访王永志不止一次，每一次都能在采写中获得对王总的再认识，双方也从“相识”到“相熟”。在神舟六号飞船载人飞行成功后再次见到这位驰骋航天疆场的骁将时，感到此次他精神很好，和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前大不一样。记得那次采访时，他明显消瘦，因为手术，他减重了13公斤。秘书告诉记者，45天的吊瓶输液及手术后没多久，王总就又重返发射基地。王总那句轻松、诙谐并带着职业习惯的话语，住院是“排除故障，消除隐患”，记者至今还印记脑海。

把发射前的巨大压力变为成功后的极大喜悦，王永志的“航天情结”越来越重。

承载着使命和责任    　　

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多、难度最大，也是最复杂的系统工程。责任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被称为“大总师”的王永志坦诚地说：这一切都是过去当火箭总师和总指挥时所没有遇到的。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谈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王永志感触至深。方案研制阶段是从1993年初全面开始的。作为论证组组长和工程总设计师，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制定出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总体技术方案。从工程总体上体现中国特色和技术进步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载人飞船是在美国和苏联开展载人航天40年后开始起步的，中国应当借鉴国外航天的先进经验，但决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有中国特色，尤其是要具有现代技术的特点，才能体现技术进步。这是王永志等一大批专家共同的思想，并贯穿工程设计、研制工作的全过程。

说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特色和技术进步点来，王永志如数家珍般随口就能概括出许多。比如：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迎头赶超，一步跨越了苏联30多年的改进过程。

王永志力主采用三舱飞船方案。带有轨道舱的三舱飞船，既可大大改善航天员的舒适性，在增加对接机构后，又可使之成为空间站与地面之间的天地往返运输工具，为载人航天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中国的载人飞船首创了轨道舱留轨利用，当飞船完成在轨运行任务后，轨道舱继续留在轨道上运行，利用轨道舱可开展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也就是在发射一艘飞船的同时还捎带着发射了一颗应用卫星，为国家的空间科学实验获得了额外的空间应用效益，这一方案具有鲜明的“自主创新”的特色。

在当初方案论证时就明确提出，要按长征二号E捆绑式火箭运载能力确定飞船规模。当年中国航天人仅用18个月时间成功研制出“长二捆”，取得了让外国同行惊叹的业绩。今天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王永志总师动情地说：“只有‘长二捆’火箭能够发射重达8吨的飞船，它给启动飞船工程提供了前提条件。”

研制“长二捆”火箭的情景历历在目。1986年初，由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和阿里安火箭失利，国际上出现了航天危机。机遇青睐于嗅觉敏锐的中国航天人。当年3月的一天，火箭专家黄作义找到当时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王永志，两人商定应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并马上出国，用其试探争取挤进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可行性。他们向主管部门领导的建议得到了大力支持，研究院主要领导和总体设计部积极地做起了研制这种新型火箭的谋划工作。时至10月，在向部领导和老一辈航天专家汇报时，王永志提出了研制这种火箭的技术途径、总体技术方案及发展规划。

1988年11月，在决策的关键时刻，王永志甘担巨大风险，代表研究院立了军令状：“一旦决定研制，保证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将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12月，国务院批准了这项任务，所剩时间只有18个月了。

一开始，看过研制时间表的人都无法接受。当准备总装二级振动试验箭时，车间主任掰着手指头算了又算，时间压了又压，大着胆子对王永志说：“我只要一个半月。”作为院长和总指挥的王永志笑着说：“哪有一个半月，只给你18天。”多不近情理啊。然而这些困难没有阻挡住中国航天人进军国际卫星发射商业市场的步伐。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不负众望，一举成功。其运载能力达到了9.2吨，比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几乎翻了两番。事后，当时的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对王永志说：“国务院领导当时说18个月不行，28个月也可以。可这话我没敢告诉你。”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叫外国人不服不行。

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后，王永志当年干“长二捆”火箭的劲头一点不减。他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的“中国特色”也有很多，如利用飞船资源，海上选点再入；用拟人代谢装置，跨越动物试验阶段，从无人飞行阶段直接进入到载人飞行阶段等技术突破都是“靠自己”。国外曾有人说中国的飞船照搬了他们的东西，王永志以理服人。2001年4月，他来到联盟飞船的故乡，应邀到莫斯科参加了庆祝世界上第一位航天员加加林太空飞行40周年纪念活动，并被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他学习过的宇航系还给他颁发了杰出毕业生金质奖章。在随后进行的学术报告中，他直接用俄语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特色和技术特点，他的俄罗斯老师米申院士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坐在主席台上竟情不自禁地大声对台下的听众说：“你们知道吗？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不是俄罗斯的联盟号。”这庄严的声明，有力地回答了许多疑问和传闻。

载人航天工程各系统从头到尾都贯彻了一个设计原则：“一度故障工作，两度故障安全”。王永志一直主张载人航天工程中为确保安全所做的绝大多数工作最好是备而不用，但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王永志评价说：我国载人火箭的可靠性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好火箭的水平，做到了控制系统的系统冗余，火箭已经具备了较完善的逃逸救生功能。

当神舟六号飞船上天时，有人屈指算了一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概念论证开始已走过18个春秋了。18个春秋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所走过的每一步都落地有声，王永志与航天领域的众多专家一起，为了走好这每一步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汗水，甚至健康。多少年来，他们尝尽苦辣酸甜，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

忠实一生的事业选择

神舟六号飞船发射成功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永志动情地说：“我是第一批被选派到苏联学火箭技术的，我非常感谢党组织给了我参加三件大事的机会，即把导弹送到需要送的地方去，把卫星送到各种轨道上去，把中国人送到太空去。自己能走到今天，很多机会都是组织上给予的。”

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指挥大厅

由于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对农作物有浓厚兴趣，中学的生物课上老师讲的摩根遗传理论和米丘林学说都令王永志着迷。他梦想将来当一名生物学家，改良物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飞机不时侵犯我国辽东领空和抚顺一带，王永志所在的学校被迫北迁。不久学校附近的沈阳北陵机场上空出现了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朝鲜战场空战捷报频传，志愿军空军英雄击落美军王牌驾驶员的事迹也传遍校园，王永志感到无比振奋。高中毕业时，他一改初衷，毅然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

北京航空学院是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划分而成立的，王永志因自己选择的专业自然又成了北航的一名学子。随后，王永志又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1955年被选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留学期间，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壮举深深打动着王永志，内心萌发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中国何时也能有自己的火箭，何时能有自己的卫星。既然祖国需要一部分留学生改学火箭设计，他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并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火箭专业，把各种卫星送到预定的轨道上去。经过6年的寒窗苦读，终于换来了优秀毕业生文凭和工程师称号。米申院士在他的毕业论文《洲际导弹设计》答辩时说：“这是你第一次当洲际导弹‘总设计师’，但愿这不是你最后一次当总设计师。”

果然，王永志一当就不可收，火箭型号总设计师、火箭系列总设计师、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让他当了个遍。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新一代火箭研制技术带头人之一，他是长征二号E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主要倡议者之一，他担任过一种火箭副总设计师、三种火箭总设计师、“长二捆”火箭等几种运载火箭研制总指挥。1991年至1994年，他任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导弹系列总设计师。1992年至2006年5月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从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近程导弹起，王永志参加了多种型号导弹的研制，他风趣地说：“这辈子总是干新型号。”20世纪60年代，他已初露才华。

王永志非常清楚地记得1964年６月下旬参加近程导弹第一次飞行试验的情景。由于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连打三发全部进入落区，满足射程要求。不久前，总装备部的领导看望钱学森时，钱老还提起这件事。钱老自豪地说：“我推荐的现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进行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在成长中,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谢光选等老一辈专家对他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和帮助，对此王永志总是铭记在心。

参与和主持大型飞行试验没有失败经历的人不多，而王永志就是其中一个。有人说，干航天这一行，一辈子都提心吊胆，不得精神病也得心脏病。王永志深有体会。

花甲之年再次转换战场，他深知这将是一次人生极限的挑战。在王永志一生中，最受累的要算当研究院院长的时候，风险最大的是研制“长二捆”火箭的时候，最幸运的是先后参与主持6种新型号的首次发射而无一失利，责任压力最大的是要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天。这些“之最”为王永志的航天生涯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

王永志在发射场看到了一条标语：“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这使他深有感触。王永志经常向外人谈的感受是：干航天这一行，高技术、高风险，责任重大，总是提心吊胆，从来不敢掉以轻心。每项工作完成以后，都要反复检查、回想，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折腾多少遍才放心，生怕出现什么差错或想不到的问题，生怕辜负了领导的嘱托、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盼，怎么能没有压力呢？当有人问他如果有机会再作一次选择，还会选择“航天”吗？王永志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会的！”

三步走是个完整工程

王永志作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从工程起步到第一步的完成再到第二步的开始，他都是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而这个工程包括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也就是说三步走是一个完整的工程，被国家高层一次通过立项。

搞载人航天工程，最终的目的是建成空间站，用火箭发射飞船，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构成空间工程大系统。由此王永志想说明的一点是，如果只搞第一步不搞第二步，或者只搞第一步和第二步而不搞第三步都是不行的。王永志清楚地记得，当年论证时的初衷非常明确：造船必建站，建站为应用。也就是说第一步研制、发射飞船的目的是瞄准第三步，把飞船作为天地往返工具，最终是要建成能够用来进行大量科学实验和空间应用的空间站。

与杨利伟在一起

按照三步走的实施方案，搞载人航天的目的是建设空间站。那么是独立建站还是搞国际合作？王永志认为，不论是自己独立研制还是走国际合作之路，都要根据将来的发展而定，但有一点是不能含糊其词的，那就是态度上不能观望，行动上不能等待，目前就应着手进行空间站的预研等技术准备。

国际合作应是技术上和政治上平等的合作，要有独立的技术，同时要成果共享，而不只是资金提供者和无足轻重的小伙计，必须要有自己研制的舱段。另外还要考虑经济利益的问题，要经过论证看看是搞国际合作还是自行研制空间站代价小，成本低。目前看以美俄为主的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伙伴，全都受制于美国，建成计划一拖再拖，合作各国的经费一续再续，而且空间站的水电气等“物业费”也是居高不下，拖得合作伙伴们疲惫不堪。王永志认为，现在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赶快干，不能等，首先立足于自己干。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有了第二步的良好开局，那么下面应该怎么走？王永志认为：充分利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技术成果，第二步后面的技术准备也要赶快跟上，第二步不必求全责备，决战应在第三步。第二步要以突破技术为主，兼顾扩大应用规模，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争取时间为早日建成空间站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王永志感慨地说：事实证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走法省时间、省经费，尤为重要的是提前培养了一支高科技的工程队伍。过去的为现在的、未来的开了个好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航天是高科技和高风险并存的领域，要小心谨慎，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以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高质量降低风险，发挥载人航天精神，谱写出中国航天更加激动人心的新乐章。

神舟六号飞船载人飞行成功，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更让王永志欣喜的是，一个工程带出了一支队伍。现在七大系统中总师和总指挥基本上都由4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挂帅，一批思想作风过硬、技术基础扎实的年轻航天人快速成长。有人问过王总：“你不再担任总师后，对这支队伍放心吗？”王永志真诚地说：“放心”。

王永志坚信，中国航天后继有人，前途远大光明。（宋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