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技之父”和“火箭之王”，他使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934年，钱学森于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回到中国。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5年，经中宣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母校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作为著名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老不仅成就卓著，而且以崇高的人品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本文作者涂元季是钱老的秘书，他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将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钱学森呈现在我们面前。

以献身科学的精神攀登科学顶峰

钱学森在开始他的科学生涯时，就下定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决心。他的博士论文，选择的是高速气动力问题。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当时飞机的速度日渐增加，压缩性效应（马赫数效应）越来越显著，而压缩性直接影响飞行体表面的摩擦阻力。同时当马赫数很高时，在边界层内滞迟的气流将会对表面有很高的热量传送。钱老的研究是从空气动力学开始的，他和冯·卡门合作，研究可压缩流体中的边界层问题。冯·卡门开始给钱学森的建议是用Mises变换，然后根据不可压缩的解进行迭代。钱老并没有按照老师的建议做迭代的运算，然后交卷完事，而是从一开始就收集和阅读了大量参考文献，写了450页笔记，改正了以前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才整理他的论文，这是钱老博士论文的第一篇。当然，论文的第二篇就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这是在那个时代，设计飞机时，计算作用在机翼上的各种压力（如升力、阻力、升阻比等）惟一正确的与实际符合的公式。这一公式从30年代到40年代，再到50年代，用了几十年，直到计算机发展起来，并用于飞机的设计计算为止。

钱学森虽然发展了前人的成就，但他又十分尊重前人的成果，每篇论文后面都详细列出参考文献，绝不贪占别人的成果。钱学森认为，每做一个课题，都要认真做文献调研，仅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切实消化并掌握它们，变成刻记在自己脑海之中，可以反复思考，随时调用和加工的东西。

接着，钱学森将他的科研方向转入固体力学的研究，这是当时航空工业发展中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早年的飞机都是木质结构，外加蒙皮。随着飞机速度的提高，这样的结构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出现了全金属结构的飞机。但是，金属结构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由于气动力加热，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钱学森又来攻克这一难题。但这方面的问题很困难，需要有科学的勇气，加上坚忍不拔的努力。比如，钱学森研究薄壁扁壳（针对飞机）和薄壁圆柱壳（针对火箭）的失稳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非线性问题，前人也做过许多工作，但其理论结果与实验之间有很大差距。钱学森为攻克这一难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仅现在收集到的手稿就有800多页，而最后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只有10页。钱学森在做完这个课题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此他在存放手稿的档案袋上用红笔写了一个英文字：“Final!”但他立即认识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所以又立即写下：“Nothing is final”。

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火箭导弹的研究。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事。在那个时候，研究火箭是登不上科学的大雅之堂的，属于斜门歪道。因为那个时代，研究火箭常常和宇宙飞行这样一些科幻联系在一起。所以，作为一名科学家，把火箭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没有一种向未知领域和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是做不到的。事实上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在开始时只有5个人，这个小组是F．J．马林纳倡议成立的。钱学森在晚年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小组成立起来，最大的困难是得不到理解和经费支持，同事们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只好靠打工挣来的钱购买二手材料做火箭。后来气象专业的一位研究生Weld．阿诺德表示可以给小组提供1000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在今天看来，这微不足道的1000美元，却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得到这笔钱后，大家立即着手开展工作。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的文献进行调研和分析计算，于1937年5月29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物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到6月份，小组的工作得到冯·卡门的支持：允许他们利用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多次失败，并给校园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生，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屋去，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但是，“自杀俱乐部”的成员们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的干涸的河床上进行试验，这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火箭的摇篮。

钱学森勇于创新，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在这些科研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科学在心 视金钱名利如浮云

对金钱的态度

钱学森一生对金钱看得很淡漠。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他的知识和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值得庆幸的是，钱学森用他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愿望。

他回国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是很低的，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这包括：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1958年中文版稿费（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学生买书和学习用具；1962年前后，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肚子。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他拿到这两笔稿费时，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1978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原在国务院文史委员会上班，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均夫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钧夫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然而，钱老先生已经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惟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报酬。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委员会，人家拒收，怎么办？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除此之外，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钱学森将本人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我，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治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治沙事业。直到我写此文的时间为止，他这一生的几笔大的收入，统统都捐了出去。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对地位的态度

钱学森这一生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钱学森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所以，他从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这方面若有所得，就十分高兴。他常说：“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

人们常常不明白，在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什么是先任院长，后任副院长。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但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比如连人员的住房分配，食堂和幼儿园的建设等都要他亲自过问，但这并非钱学森之所长，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技术问题等待他去解决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向领导提出，免去其院长职务。周恩来、聂荣臻也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他们接到钱学森的请辞报告后，果断决定，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解决大量行政、后勤事务，把钱学森从这些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于是1960年3月，国防部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任五院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后来，王秉璋又改任五院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他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

1981年，当钱学森刚满70岁时，他立即给张爱萍写报告，说他年纪大了，比他年轻的人也都成长起来，他恳请组织上免去他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职务，并要求退休，还推荐了三位可以接班的人。张爱萍接到钱老的报告以后找他谈话说：国防科委很快要和国防工办合并，成立国防科工委。考虑到你的意见，可以不再任命你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但是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还需要你，你不能退休，将成立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给科工委领导作科学技术的参谋，重大科研项目先由科技委的专家们论证，提出方案，再报请科工委领导批准实施，所以还要请你在科技委继续工作。这样，钱老又在科技委干了5年。到1986年他满75岁，又主动给领导打报告，请求免去他科技委副主任的职务。到1987年领导才批准他从国防科研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聘他为科技委高级顾问。

他出任中国科协第三届主席的经历也是曲折的。大家知道，科协是5年一届，而周培源从1980——1986年担任了6年的主席。为什么周老干了6年呢？就是因为主席的人选达不成一致。大家一致推选钱学森为第三届主席，可是钱老坚决不干。记得1985年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由钱学森任第三届主席，他个人还是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请钱老（他是副主席）致闭幕词。闭幕词的稿写好了，送给他审阅。他看了稿子以后表示，这个稿我原则上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第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老同意致闭幕词。我参加了那天的大会，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是：当钱老说明他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说：“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他的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第三届主席。

由于这样一些工作，钱老才担任了一届科协主席。如果不是大家这么一致地做工作，钱老是绝不会要这个名的。1991年，当他任期满了以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他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关于全国政协的职务也是这样。钱老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的，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他在七届任满时，就给当时政协的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他任何工作。信的全文如下：

李先念主席、宋德敏秘书长：

4月15日上午我在301医院得见洪学智副主席，他嘱咐我要注意休息，切莫活动过多。我当即向洪副主席报告，我早已上书先念主席，请求免去我在全国政协的事，后在一次全国政协主席会上，先念主席答应此事在换届时解决。现在正在进行政协全国委员会换届工作，故我再次提出请求，不要再在八届全国政协安排我任何工作。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

谨此报告。并致敬礼！

钱学森

1992．4．20

但是这个报告没有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老才从全国政协的位子上完全退下来。

对荣誉的态度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个问题只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关于“院士”的荣誉称号问题。我想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都想争取一个荣誉称号：“院士”，或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个称号在1994年以前叫“学部委员”。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即院士）的称号。这里只引用1992年的信，全文如下。

本市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

近得1992年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并经国务院同意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看到其中第24条说学部委员可以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称号。您是知道的，我前几年即有此意。近日来，更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参加集会作学术及其他活动，故已不能完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任务。据《章程》规定及个人情况，特申请辞去我的学部委员称号。

以上请您批办。此致敬礼！

钱学森

1992．9．21

信发出以后，钱老告诉我，在一次学部大会执行主席会议上，周院长和严老（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周光召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严老说：“我们主席团讨论了，大家一致不同意您的请辞报告。”

第二件事是1991年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情况。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从此，钱学森要退出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这一生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10月10日这一天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决不因此而忘乎所以。其证据之一是他在授奖仪式上的著名讲话，他并不激动；二是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一些著名科学家，比如钱三强、王大珩、张维等都接受记者采访，谈学习钱学森的体会，航天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工业委员会等单位也作出向他学习的决议。在这几天，我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钱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我立即回答说：“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钱老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我对你说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划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请你立即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立即照办，比如《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他们也表示尊重钱老意见，但下期的稿子，已下厂排版，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打了一圈电话，我到钱老办公室向他反馈信息，当他听到那个杂志这两篇文章无法撤下来时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我听了这话，扭头就走，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以上是关于钱学森对待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态度。他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德，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全党学习的典范。这些品德看来和科研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科学是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里，我想引用钱老1978年在悼念他的执友、著名科学家郭永怀时讲的一段话：“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贡献精神。”这句话既是对他亡友的深切怀念，也体现了他一生的崇高思想境界。

严谨细致是钱学森一生的作风

严肃认真可以说是科学家们的共同特点，钱老治学的严谨作风，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钱学森手稿》（1938——1955）一书中可见一斑。比如钱老做火箭发动机燃烧室不稳定燃烧问题研究时，其数据计算得非常精细，有的长达8位。要知道，这样繁重的计算在当时是拉计算尺得到的，到后来才有一台手摇电动计算器。其工作之认真艰辛，不言而喻。从钱老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做学问总是一丝不苟，公式推导十分严谨，列表制图极为规范。他的字写得工整、清秀，很少出现差错，即使有修改，那也是改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钱学森的认真精神，也有他的特点，那就是他认真起来，毫不讲情面。因为他认为，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在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中，周总理提出“三高”标准，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钱学森在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中，总是严格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办事，从不放过试验中的任何一点差错。他主持国防部五院的技术工作，在总结“东风－2号”导弹第一发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原则，已成为一代航天人研制和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所以每次试验，对测试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疑点，他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紧追不放，一直到真正把问题搞清楚，把故障排除，或对出现的异常现象作出科学的、有试验根据的合理解释他才肯罢休。当年在基地搞试验的一位老同志说，在一次发射前的测试中，他向钱老汇报氧化剂的加注活门有点漏气。钱老立即问：“有多大点漏气，你们测试过没有？”答：“没有”。于是钱老严肃地说：“你马上回去测，测试清楚了再向我汇报”。经过测试，每分钟一个小气泡，这个指标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于是再去向钱老汇报，他才点头认可。类似的事在当时的研制和发射试验中是很多的，他当年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得过问。在钱老的《工作手册》中，每次试验他都有详细的记录，甚至把大大小小的异常或故障列出表格，一一落实解决。对已经解决的问题，他注上：“已换”或“已重新调试，可用等。”尚未解决或落实的问题，他在表格中用红笔作个“＊”号，并注明已指定谁协调解决。

由于钱学森的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带动和培养了一大批人，周总理提出的“三高”标准，成为一代航天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以在那个时代，虽然我们的技术条件比美国、苏联落后很多，但我们的成功率确比他们高得多。（涂元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