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素有“华夏第一城池”、“兵家必争之地”之称。南宋末年，襄阳之战成为蒙古大军南下统一中国的关键一役。金庸取材于襄阳之战，塑造了保卫南宋王朝的英雄人物郭靖，其人生信条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50年前，一群来自海滨大连的科研人员陆续来到襄阳大山深处，数年后，另一批人马从内蒙古前来汇合。他们都肩负着一个神圣而又神秘的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研制固体推进剂。

数十寒暑过去，他们用行动，演绎着航天版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发展史即是一部搬迁史

在经历了13次搬家后，吕全福终于在襄阳市清河路58号稳定下来。1989年，他作为42所机关“搬迁第一人”，从近百公里之外的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镇郭峪村搬迁而来。陆续搬迁而至的，还有42所数千名人员以及大山深处数十年的积累。

搬迁，无疑是42所创业酸甜苦辣的最好浓缩。

1961年，刘裕乃已经在五机部西安三所从事火药研究工作。这一年，21岁的吴宗智也从合肥化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但才到北京，他就被派往西安三所，名义上“协作进行固体推进剂的研制”，事实上，吴宗智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工作。

1962年，在坐了几天部队的闷罐车后，刘裕乃、吴宗智随同西安三所迁到了四川泸州。在沱江之畔，他们开始了复合固体推进剂的研制。为加快研制步伐，1965年3月，42所在泸州川南化校成立。

然而，在泸州期间，产品的良品率一直是个大问题。有人从有限的信息中了解到，美国此类产品的研制生产都在干燥的沙漠中进行。于是，他们达成共识，把固体推进剂的研制地锁定在千里之外的塞北。

1965年10月，42所迁往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地村。1965年7月14日，42所第一批仪器设备、人员抵达呼和浩特，开始了在塞外短暂而又艰苦的创业。

就在42所整体北上后不久，1966年8月6日，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从大连出发前往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镇郭峪村。吕全福是8月28日跟随第二批大部队出发的，他们是作为大连化物所的先遣队负责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他们同行的，包括一批1965年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背着背包和水壶、抬着小发电机，9月3日，吕全福他们开始修建从庙滩镇到郭峪村的公路。担任该项目建设总指挥的翟好智介绍，在5000名民工的帮助下，这条18公里长的山路仅3个多月就建成通车了。

1970年，42所在内蒙古的科研开始步入正轨，大连化物所在襄阳名为“412工地”的基地也在这一年建成。国防体制改革的调整，让相隔千里的二者有了交集。

当时，国内盛行一句话，“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科研学大化。”大化指的就是大连化物所。在大连化物所内部，二部专门从事推进剂研制，1970年的国防体制改革，将二部并入42所。随后，二部200余人从海滨之城搬入武当山脉深处。

1971年2月11日，姜国良从大连赶到辽阳，将还在坐月子的爱人和未满月的孩子送上了回佳木斯老家的火车。他又马上返回大连，找人借了一个大衣，买了几个苹果，登上了满载仪器设备的8节火车，摇摇晃晃5个昼夜，一个人将设备押送到襄阳。

两股人马汇合后，扎根于这块“航天部三线建设最艰苦的地方”，开始了我国固体推进剂的研制。

对于付出，认了

从西安到泸州，从泸州到呼和浩特，再到谷城县，并最终迁至襄阳市区，在几经辗转中，每个人都体会到了创业的酸甜苦辣。

在泸州的条件虽然艰苦，但生活环境尚好，山清水秀之地，物质充裕。而到了内蒙古，42所所在地周围都是荒山秃岭，黄沙漫天，大家用“三糊”和“三样”来形容这里的生活条件。“三糊”：夏天是黄糊糊，风起漫天黄沙，下班找不到回家的路；吃的是莜面糊糊；冬天是白糊糊，塞外之地冬天寒冷，呵气成霜，全身上下一片白。

“三样”说的是吃的，由于当地物资匮乏，大家长年累月吃的就是萝卜、土豆、白菜这三样。刚搬过去时，他们只能在四面通风的工棚内做饭，夏天，一口饭里面就有半口沙子；冬天，窝窝头还没来得及吃，就已经冻得跟石头一样，食堂建好后，也是多年没有一张桌椅，大家吃饭都是站着。

在那个年代，实验设备是他们的宝贝。1970年从呼和浩特搬迁到襄阳时，天平等重要设备都是人抱在怀里带过去的。

在陈凤林他们看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一件自豪的事情。1965年，当他从山东大学毕业时，一位被分配到上海的女同学因未能到艰苦的地方去，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无独有偶，1971年，大连化物所二部搬迁往襄阳时，由于家庭成分为地主，一位浙江大学毕业并已工作10年的技术骨干未能成行，他声泪俱下。

山沟里的日子是艰苦的。42所被称为“进山最深，日照最短，离城最远，洪水最多，困难最大”的单位。山沟里每天早晨九点多才能见到太阳，下午四点多太阳就已下山。现在，在不少42所老职工家里都有两把折叠椅，这是当年航天部领导来沟里视察时，发现每个家里竟然都没有椅子可坐，让所里给每家配了两把折叠椅。

山沟里的生活简单而又让人容易满足。看电影成为全所的一件大事，每次所里放电影时，大家感觉就像过节一样。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十几辆大卡车拉着全所男男女女，直奔樊城电影院，欣赏完《卖花姑娘》、《山本五十六》后，再乘着山风，踩着月光返回山沟。

这些事情已经被岁月的刻刀镌刻在每个人脑海中。在陈凤林看来，这样的生活，再好的导演也导不出来。

随着时代的变迁，地理环境开始制约42所的发展。“生活艰苦也就算了，但对工作的制约也慢慢凸显出来了。”姜国良介绍，由于非常闭塞，查资料很不方便，人才开始出现流失，年轻大学生也招不进来。同时，下一代的教育也出现了问题。

搬迁，再次成为42所发展的新需要。1989年，42所从郭峪村搬迁到襄阳城区，几经辗转，“看来不需要搬家了”！

42所首任所长刘国雄曾不无歉意地对老战友们说：“我最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就是把你们弄到了沟里去。”但对于自己多年的付出，这些创业者们称“无怨无悔”。“如果现在还要我们在沟里，那也认了。”吴宗智说得铿锵有力。（陈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