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推开距离西安市25公里蓝田县城新城路2号厚重的铁门，进入一个倒“U”型的大院，记者仿佛“穿越”到了50年前—— 印着红五星的大门、爬满红砖墙的爬山虎……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就这样“意外”地呈现在了眼前。

1965年，三线建设如火如荼，恰逢钱老提出要大力发展固体导弹事业。经过在北京、四川泸州、内蒙古呼市几地辗转，代号为“063”的基地最终落户秦岭深处，我国固体发动机由此便在陕西蓝田发展壮大。

由于是先成立的四院，随后有的063基地，所以和其他三线企业相比，“063基地”的名号并没有叫得那么响。新城路2号就是当时063基地的机关办公大楼，这里见证了固体发动机事业三线儿女“难忘的时光”。

去三线——

“你跟我走”

1966年，西安交通大学的高材生李学敏满心欢喜地等待毕业，如果不出意外，他将留校执教。

毕业前夕，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找到了他，扔下一句“你跟我走”。李学敏没多想，跟着就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的是航天。再然后，经过几次辗转，他来到了蓝田，加入到了三线建设大军。那年，他29岁。

如今，74岁的李学敏已经离开工作岗位10年了。从蓝田到田王，他在43所工作了大半辈子，在秦岭深处的蓝田河湾村工作了近20年。站在大山深处，他深情地回忆过往：

“这是芯模车间，这是当时按照一比一的图纸建造起来的。所谓一比一，就是用石灰线在平地里画图纸，然后按照石灰线的样子建房子。”

“这里是酸洗碱洗车间，随着这个工艺被取代，车间已经废弃了。”

“河床深处那个大口井是我们当时工作之余用石块一块块垒起来的。当时就是靠它来提供沟里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

……

李学敏感慨时间过得太快，山里简单枯燥的日子咋一下子就成为过去了呢？刚来蓝田，没有地方工作、居住，他就和同事挤在一座叫“水陆庵”的寺庙里。闲暇时分，他总爱研究那些泥塑，对那些佛教故事如数家珍。如今泥塑还是当年的泥塑，自己却要贴近才能看清佛像的表情了。

一声“到三线去”的号召让上世纪60年代的无数青年热血沸腾。很多天之骄子、家境优越的青年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大城市，带着铺盖卷儿来到沟里，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如今已经85岁的邢球痕院士和79岁的阮崇智回忆起当年“去三线”的决定时，都会提到同一个细节。

“1961年2月26日，五院政委刘有光、副院长王诤动员我们这支固体发动机研制队伍离开北京，奔赴三线，建设固体基地。我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参观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然后就离开生我养我的北京了，根本没想到日后会有儿子、孙子的事情。”四院前副院长阮崇智当年家境良好，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一声“去三线”的号召，他就走了，一辈子待在大山深处，毫无怨言。

和他命运相似的还有四院前院长邢球痕。1961年，他刚把两地分居的妻子接到北京，小两口正满心欢喜地憧憬着在北京扎根。可妻子刚来不到两周，组织便征求他“去三线”的意见。按照当时“一半走，一半留”的政策，作为小组里为数不多有家属的成员，邢球痕完全有理由选择留下。但这个朴实的浙江人二话没说，和其他同事一起，毅然选择了离开。

今年已经84岁的冯骥退休前是7414厂的厂长。祖籍广东的他至今依然保持着浓重的家乡口音。1972年，作为063基地筹建处的领导成员之一，他从北京211厂来到蓝田，亲身参与并见证了那一段过往岁月。

7414厂当时负责发动机的壳体加工制造。面临当时“型号等发动机、发动机等壳体”的压力，冯骥和他的同事们很着急。他们日夜兼程，一边建设一边生产，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顺利交付产品。看着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壳体，他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没有拖累研制进度。

谈起过往，冯骥始终很平静。对于这位罹患了鼻咽癌、老伴数年瘫痪在床的长者来说，生活已经没有风浪能够给他平静如水的内心带来涟漪。然而，在回忆起1974年一场山洪时，老人哽咽了。虽已过去了40多年，他依然无法忘记一位叫“沈恒福”的同事，在那场山洪中，沈恒福被洪水无情地冲走了。全厂职工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也没能找到他的遗体，只能用他生前的衣物做了一个简单的衣冠冢，以寄哀思。

站在两座大山中间，冯骥依然清晰地记得沈恒福被冲走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座大山，为了上游的厂房建造，这里被改了河道，截河开山。人类纵使可以改变、利用大自然，但也仍需对它怀有敬畏之心。

大山生活

难忘那段简单时光

生活就是辩证法，在让你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清贫、寂寞、艰苦之后，往往会给你带来阳光、积极、乐观的另一种体验。位于蓝田地区的063基地就是这样的。

秦岭深处，空气新鲜，物资相对丰饶，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配套较为完善，颇有点“世外桃源”的韵味。很多刚从内蒙古搬迁至此的人都有较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相比于风沙弥漫、只能吃粗粮的日子，山清水秀、有细粮供应的日子太让人满足了。

出于保密和战略考虑，063基地的所属单位都在沟里，几乎是围绕秦岭而建。当年，国家为了支援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物资建设这些基地。在周围村民看来，三线子弟有着令他们艳羡的物资供应和配套。

一辆中巴车停下，只有一个乘客下来，这是这趟运营中巴车的终点站。此时此地的落寞和当年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河湾村，依山而建，这里是43所的前身，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复合材料研究基地之一。

沟里的简单生活是留给43所三线职工的全部记忆。厂区、生活区相距不远。眼前古老破旧的家属院在当时可谓是豪宅，有独立厨房、卫生间，推开窗就是满眼绿色。一周一次的电影放映日是他们的狂欢日，家家户户搬着小马扎、摇着蒲扇一边看电影，一边拉家常的场景，至今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

放电影是沟里生活的“标配”，当一些三线子弟回到沟里，看到风雨中摇曳的影幕时，莫不感到伤感。三线已成历史，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跟着剧终了。

那时候，谁要是有机会去北京出差，那可是一件大事，家家户户都会托他带东西。为了让儿女们多吃几口细粮，这些知识分子们都放下了风骨，在北京南大红门附近换粮票，用袋子装一点大米带回来。

李学敏回忆说，在火车站接受安检是最考验心理素质的时候。一定要用淡定的表情来掩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其实就是换大米，但总觉得不自然。”有一次他从北京带固体酱油回来，安检不让过，说这是特殊化工材料，李学敏哭笑不得。

7416厂的机关大院是在原先一所托儿所的基础上加盖的两层小楼，楼房用灰色的厚砖砌成，中间一座大的鱼池很醒目。“当时我们闲暇时就会来这里喂鱼，探讨工作。那时候脑子里全是工作，我很怀念那段单纯的时光。”7416厂退休职工肖国祯说。

留守

时代巨变，我选择留下

随着7416厂整体搬迁到了西安田王，职工医院里也只剩下两位女同志坚守。尽管大多数时候，这里都是大门紧闭，不会有人前来就医，但在这里坚守的袁建华和魏亚利依然把这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我们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卫生，要把楼上楼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天天如此。”

今年已经62岁的袁建华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年轻许多，她是从门诊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现在被返聘，坚守在沟里。“我的家在西安，我每周从西安来到沟里工作，周末回去。在沟里待了30多年，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袁建华说，在别人看来，沟里意味着寂寞、清苦，在她眼中却是清静、自在、逍遥。

上世纪70年代，袁建华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到沟里。期间，她有很多外调的机会，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她参与了很多次紧急抢救的任务，对这里很有感情。7416厂的很多工作和火药打交道，危险性很大。医院最忙碌时曾有20多名医护人员，门口随时停着一辆急救车备用，楼上还有儿科诊室。

随着近年来型号任务的饱和，沉寂已久的部分厂房里的机器又开始工作了。像40年前一样，很多年轻人回到沟里工作。临近午饭时分，食堂里熙熙攘攘排起了长队，他们会在这里享受一顿免费午餐，还能在装有空调的宿舍里小憩一会儿。和父辈、祖辈们相比，他们享受到的生活、工作条件已有明显改善。

在辋川，当年为某型号研制立过赫赫战功的功勋车床和功勋电炉仍然还在运转。这些“大家伙”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工作，至今仍在服役。机器在，人就在。这些机器的操纵者来自四面八方，很多人都是三线子弟。他们选择了和父辈一样的坚守，无怨无悔。

在原先的7414厂辋川子弟学校里，一个九人水电班组依然坚守在这里，他们负责厂区里的水电、后勤保障。郗选红1984年从部队转业来到辋川后从未离开，逢年过节都是他在值班。为了让他安心工作，老伴也搬进了山里陪他，给他做饭。他对这份工作非常满足，薪水从刚来时70多块到现在4000块钱左右，他对厂里的福利也非常满意。郗选红提到的福利就是“上下班有班车”。每周，他都要去20公里之外的蓝田县城里采购一周所需生活用品。

这几年，郗选红家里的条件好了，两个子女都在西安工作，孩子们多次劝他离开沟里，进城共享天伦之乐，都被郗选红拒绝了。“我还有四年退休，只要一天不退休，我就一天不会离开。人总要报恩呐。”

如今的蓝田，在063基地，很多厂房依然在发挥作用。秦岭深处走上致富道路的村民家家盖上了精美的楼房，门口停着私家车。沟里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那段三线历史，离我们这么近，却又那么远。（黄希/文 宿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