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许多老航天人一样，在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曾经南征北战，出城进山，东奔西跑，长期跟爱人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一代人，舍小家顾大家，全身心地扑在航天事业上，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呢？借用一句歌词来回答这个问题：“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当然还因为陈毅外长的一句话：“你们早点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导弹，我这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这两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我是1963到国防部五院工作的，刚接到任职通知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家在北京。但没想到报到那天，主任给我介绍了一些工作情况后，就要求我安排好家事离开北京，到沈阳111厂0038部队驻厂工作组工作。听到这个“急转弯”的命令，心中虽有些茫然，但立马意识到，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于是，我第二天就打起背包出发了。
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我边学边干，跟随生产、试验和验收产品全过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不锈钢板是从外国进口的，国产的氩气纯度不够，焊接常出问题。为攻克难关，厂领导亲自挂帅组成的攻关小组，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拿出了合格产品。
1965年国防部五院改制七机部后，组建上海航天基地，某型号系统配套的五个研究所一起从北京搬迁上海。我也被从沈阳调回，并立刻脱掉军装，去研究所报到。一个近百人的研究所很快被组建起来，其中有科技人员、留苏专家、政工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小同志，大家从北京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车厢里的歌声是为了让亲人们放宽心。
来到上海，研究所紧邻黄浦江，东边一条弄堂叫烂泥渡路，路两边搭建着低矮的房舍，拥挤不堪地居住着“老上海”。狭窄的卵石路边摆放着马桶，晾晒着被褥和衣服。我们就在这狭窄、嘈杂的地方开始搞起了航天产品的研制工作。外界只看到有一帮不带领章帽徽的退伍军人进进出出厂区，却不知道这里是干啥的，因为研制工作对外严格保密。
我们的宿舍是大厂房用胶合板隔成的，宿舍的隔墙上还空着一截，因此房间与房间之间不隔音，邻居讲话都能听得见。想听广播时，只能将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被窝里。遇到夫妻团聚的日子，两口子的悄悄话就得用报纸卷个筒连接起彼此的嘴和耳。上海的夏天极其炎热，没有电扇，只能不时地到厕所冲个凉。天好时，搬上竹椅到房顶纳凉，寻看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头顶上飞过，直到午夜才下房顶钻进蚊帐里。躺在浸满汗水的凉席上，直到困乏至极才睡着。不多久，黄浦江大轮船的汽笛声，造船厂的金属击打声，轻而易举地把好不容易才来的睡意又赶跑了。
冬季的上海潮湿阴冷，没有取暖设备，室内和室外一样冷。每晚睡前，我们都把热水袋放在被窝里，然后再带上棉帽，穿上袜子钻进被窝，把被子、毯子和衣服全盖在身上，压得喘不过气来，呼出的热气在被子上能结出一层白霜。上班时，大家围着火盆伸手取暖，比一比谁的手冻疮多。冻得红肿、粗紫的多为绘图的女同志。于是，我们入乡随俗地戴上上海人爱戴的“半截手套”。后来想想，其实“半截手套”很实用，带上它操作计算机、绘图很方便，还能保护手不被冻伤。虽然各种不适应，却无一人觉得自己有多苦。
如果说环境的艰苦磨炼了我们的意志，那么工作艰险则锻炼了我们的胆识。与火工品打交道就等于在钢丝上行走。我亲历亲闻的危险场面让我终身难忘：一次我到浙江进行固体发动机热试车，意外地出现发动机头部被烧穿、推力方向改变、发动机从试车台上跑出来的情况；又有一次，我们在四院做一个型号固体发动机销毁试验，程序是将发动机头朝下埋在土坑里，然后点火使其装药烧光为止。不料发动机爆炸，燃烧着的固体药块，“噼哩啪啦”地向我们所在的观察室飞来，砸碎的玻璃就在我们不远处飞溅。幸好室内有个导流槽通向室外，我们从导流槽中跑出来，才免遭一难。
有一年我去江西出差，在距离单位不远处，看到了山坡上的墓碑，陪同我们的人说，那是一次固体发动机爆炸事故中牺牲的同志。听到这些，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深感今天我们的航天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之不易，那是血的代价换来的。但航天之路的艰难和风险，没有使航天人忘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事实证明，每一个航天人在航天事业的发展中都发挥着不同作用。
在那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岁月里，有过胜利的欢欣，也有过挫折的苦涩，而每一次成功的喜悦，每一次失利的痛惜，都深深地留在航天人的记忆里。这记忆是航天人的历史足迹，是追梦航天的过去，是圆梦九天的精神财富。我耄耋之年写出点滴记忆来和大家共温激情燃烧的岁月，盼望激发航天人更多的正能量，为圆梦九天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作者：宋凤海） |
